我最初生活的小镇没有图书馆,也没有书店,在包罗万象的供销社的一条短短的柜台里,静静地摆放着几本小人书。它们矜持地躺在那里,与我隔着薄薄的一层玻璃,也隔着薄薄的二十年的时光——离开那座小镇整整二十年后,我在一家书店翻看一本发黄发脆的回忆录的时候,记忆猛然醒来。

我不知道二十年前那些被我认为价格昂贵的书最后落入了谁的口袋,我也不知道读过那些书的人们现在是否还能记得那些幽暗的文字……总之,书成为我回忆往昔的一个符号,一个引信,它时不时让我从繁华的都市里,沿着涨水的河流、泥泞的羊肠小道,一路滑向在新年的钟声里守着裁缝给我缝制新衣服的漫长童年。

十岁,小学五年级,随父母到了另一个小镇,我才第一次遇到书店。书店的主人躲在高高的柜台后面,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老头,他年老色衰的妻子的面目似乎也是狰狞可怕,但他的一双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儿女却是亲切可人。不管我想要看哪本书,他们都会帮我拿出来,并且不介意我翻过来翻过去,最后却是一声不响地走开。我经常放学回家绕路去那家书店,在那里盘桓了很久之后,我咬咬牙,用积攒了不短时间的一些零花钱,买下了一本大概名字叫《世界爱情诗选》的书。就是通过那本书,我知道原来这个世界除了古诗之外,还有新诗。我还知道那个天天喊喊杀杀闹革命的马克思竟然也谈恋爱,而且他的爱人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燕妮”。总之,那家在一条上坡路尽头的书店改变着我的生活,让我在偷跑着跳进河里游泳回来,还能装模作样地做做父母眼中求知好学的孩子。幸好开明的父母并没有阻止我与那些有关“爱情”的文字的接触,幸好我在爱情之外,还能找到世界的美丽与价值。

我因为升入初中而离开了那座小镇,那座小镇在之后的几年的日益扩张中轻易地碾碎了那座小得可怜的书店。那时我的父母已经更关心我的学业,他们开始将儿子痴迷于诗歌和篆刻的行为视为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小学考重点初中,我意外落榜,父母为我能进入这所位于市郊的重点初中而交了九百元的择校费。那时,我母亲经常对我抱怨说,如果省下这九百块可以买九十盒“太阳神”啦!因此,初中三年,帮他们雪耻,帮他们从邻居异样的眼神中挣脱出来,是我唯一的任务。记得那些年我似乎没有从监狱式的学校里逃往任何一家书店过,我的目光紧紧地落在教科书那密集的字里行间——我也几乎忘记了自己写诗的梦。我想,父母看到我这样应该非常开心,接着他们看到更开心的事情是我考上了城里最好的高中。

我的高中就在秦少游写《踏莎行》的宋朝渡口附近,不过差不多千年之后,河上已经筑桥,桥的另外一端就通往一条长长的书店街。我记得我经常去那里闲逛,但鲜有掏钱的欲望。我记得九十年代中期,书的价格仿佛是一夜之间随着学校门口的河水一样上涨的,之后就没有回落过。我的姨夫曾经在书店街遇到我,他说要买几本书送我,我怯生生地说不要,但违心的话说出的同时,心已经一个箭步冲到了那密密麻麻地书架前。那个下午,我记得碧空如洗,阳光灿烂,我在回学校的路上,手里抱着厚厚的几本书——一本《裴多菲诗选》,一本《华兹华斯诗选》,还有一本厚厚的《唐诗鉴赏词典》——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它此刻就在我的手上。

一九九八年,我离开湘南小城,北上太原。在山西大学高高的围墙边,开始只有一家外文书店,虽然上下两层,但是基本都被外文书所占据,中文书的地位有点像长征前被比喻为“星星之火”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我们常在周末去几公里外的颇像现在的“上海书城”的“尔雅书店”。有一年我获选为“校优秀团员标兵”,因为奖品是一张五十元的尔雅购书卡,这让我激动不已。于是,我花费了一个下午,从无数我心驰神往的书里好不容易挑拣出来了三本,其中就有后来影响我颇大的《西川的诗》以及《垮掉的一代》。我去柜台付账的时候,手有点发抖。在饥饿袭来的恍惚中,我已经不相信自己取舍的判断力,或者,将那么多喜爱之物抛弃在此地,对我多多少少带来了一些不知来处的罪恶感。后来,山西大学边上的书店渐渐多了起来,不远的坞城南路上也开了几家不小的书店,其中一家名字里出现了“书城”两字,有一年还请陈忠实来签名售书和演讲,着实让我惊讶了一下。书店渐渐不是文字、纸张的死气沉沉的大卖场了,它渐渐用某种声音或者气质招呼着任何一个人。

在离开山大的最后一年,我的生命与上海联系在了一起。我的兄长M考上了复旦的研究生,他鼓励我也考复旦。他说,上海是未来中国机遇最多的城市,而复旦是中国机遇最多的城市里最可能为你提供最多机遇的大学。于是,我在大四那年秋天来复旦联系导师。我与导师在政肃路边上的教师餐厅偶遇,但我最终没有鼓足勇气冒失地冲过去对他说:老师,我要考你的研究生……那次短暂的上海之行,除了复旦的气质让我一见倾心之外,我的未来也与一家书店联系在了一起。

2001年的秋天,国年路复旦书店的门口,放着一个毫不起眼的纸箱,里面凌乱地扔着一堆打折书。M见我不住地往那里瞥,于是捡起其中最厚的一本递给我,说:“送你吧。”面对M的慷慨,我在那本黑黝黝的书面前,反而犹豫了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即便半价后它仍显得昂贵,还因为三年来我就一直没有读懂它。三年前,刚入大学,我就与这本书偶遇,但像遭遇天书一样,平庸的我那时并不掌握一把开启的钥匙。M笑了笑,不待我回答,转身往柜台走去。于是,一本厚厚的《海子诗全编》就被我当作宝贝一般揽在了怀里。那时的国年路是小摊小贩的王国,下课的学生反而是车水马龙、水泄不通里的匆匆过客。在小摊小贩们杀人如麻的眼神中,有家书店泰然自若地定立其中,就像是乱世里难得的风景。不过,不等我考上复旦,这难得的风景却与它身后的背景一起消失了,国年路变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一眼望过去,人们和这个世界都是通通透透,或者索性就是一片整齐的漆黑。

我刚到复旦的时候,与国年路对称的国权路并没有整理掉。我一直怀疑国年路的小贩部队转移到了那里,他们再度在那里安营扎寨,很快又是一片繁荣景象。我和M以及现在去了成都工作的Y好多次就在那条街的“川妹子”吃饭,吃完饭或者吃饭中途,我就会抛弃他们,慢慢踱到几米之外的“左岸”去。现在很多复旦人都在回忆录里提到这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书店,他们把它当作记忆里遗落的金子,闪闪发亮。“左岸”楼上、楼下加起来约40平米,一楼围绕着四壁放着约6个书架,中间有矮矮的两个,几乎都紧紧挤着文学、历史、哲学、政治、艺术之类的书。沿着逼仄的楼梯上去,二楼满目都是古籍。在我的印象中,书店主人是有过豪言的,即“不卖余秋雨、郭敬明之流的书”。我虽然觉得此言是噱头而已,颇不可取,但是对书店主人选书的眼光却是颇为赞赏。其他不论,至少我常能在那里买到其他书店鲜有进货的诗集。现在,在我的书架上,有一套十本漆黑的“年代诗丛”就是购至于左岸,而我几乎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2002年至2003年间我的写作有一个较大的进步,我想和我在这家书店流连有一种紧密的关系。

想到这,我禁不住将我的叙述转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2007年的第二次“在南方沙龙”逃出了上海,去了几百里之外的绍兴。这是一个我已经很熟悉的水乡城市。2003年我在这里住了半个月,后来又因为诗歌活动以及新书签售去过多次。沙龙结束以后,我们在绍兴大学的门口等车,我才想起门口的有一个家书店。我相信,当时我引领大家冲向那家书店的神态,颇有点像“自由引导人民”。那是一家比左岸更小的书店,似乎也没有名字,约20平米的地方,堆积着书籍似乎本本都能发出金石的声音。作为淘书行家的茱萸和叶丹都对那里所卖之书的品质赞不绝口。离那个时候的四年前,我和陈错、蒋峰也走到了这所学校的门口,同样等车,但那时不是我,而是陈错用更夸张的“自由引导人民”的姿态引导着我冲向那片用纸张夯实的墙壁。他向我推荐《卡瓦菲斯诗集》,过了几天,他又说你还是读《切·米沃什诗选》吧。我似乎没有在左岸见到过这两本书,倒是在绍兴读到了它们,而且先是在这家书店得到了陈错或者蒋峰以《卡瓦菲斯诗集》,然后是临走前在这家书店买了一本《切·米沃什诗选》带回上海。那个夏天发生的一切,与我们的友谊连接在一起,也紧紧和我们的未来连接在一起。而那家书店,就是一个纪念地,是我们获得某种力量的一个地理源头,它和绍兴大学图书馆的电脑机房一样重要。就是在那座电脑机房里,我们开始与海子、与我们的过去决裂,开始模仿着卡瓦菲斯和米沃什写很不一样的诗。我的《忧郁之书》和《盛夏之书》就是在那里写的。回到上海,在那个夏天结束前,我的目前还被认为值得一看的《文森特》、《我们的粮食不多了》、《请求和誓言》已经完成。

时间过的很快,现在我已经在复旦待了六年了,离我第一次去绍兴也有五年多了。在这些平淡而逝的日子里,“左岸”已经悄然消失了,国年路的“企鹅”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已经变成了“万象”,而号称“万象”的地方在我看来却是毫无“气象”可言。倒是国年路的“心平”一直心平气和地呆在原处,从书籍的种类到店员的模样和表情,都保持着它千年如一的恬静。有些大改变的,当然是南区修了一条步行街,步行街上来了一个新人“三人行”,也搬来了一个旧妇“庆云”。“庆云”原来所在的六教后的店面,现在已经鲜有人去了,当年那里可是“佳人云集”的地方,在狭小的店面经常要小心翼翼地侧身穿过痴痴地看书的人群。“三人行”——名字不错,除了步行街上人流汹涌的一家,貌似已经开了好多家分店。几年前北区门口颇具盛名的“国风”就被“三人行”收入旗下(抑或他们本是一家?)。财大门口的“三人行”去年我倒是常去,因为开业之初折扣颇低,且其哲学、音乐的书品质不俗。“志达”无话可说,我倒是忘记了偏于一隅的“鹿鸣”。比我早入复旦的曾涛、刘扬诸友第一次和我提到鹿鸣的时候,眼中分明带着些敬意,在他们的话语里,这家书店是和复旦的名教授和大师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时不时可以遇到大师”,已然成为这家书店的广告语。可是我对这家书店没有一点好感,除了几乎没有什么书让我一见倾心之外,店员的表情也让我敬而远之。我想,他们大概只是为大师服务的,但是我在那里还真没有见过什么大师。我好几次看见自己的影子落在地板上,于是我狠狠地踩上了几脚。“鹿鸣”不值一提,倒不是我对文史古籍、政治有什么反感,相反它们时不时成为我的睡前必读书。

这两年,我和茱萸、叶丹、洛盏诸友经常去“大学城书店”。当年上下两层约四五百平米的书店现在已经萎缩到一百多平米,不仅移了地方,还从卖“鲜果”变成了卖“破烂”。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与肺科医院只有几步之遥的这家书店竟然还营业,更惊异的是,每天都会有很多带着口罩的人在这里流连。如果有一个人咳嗽,所有的人都会立刻将目光从书上移下来,用惊恐的目光,扫视着书店的任何一个角落。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很怕死却又敢于冒险的一个。那时我还没有入复旦就读,自己租房住在财大对面的小区里。除了看书,除了安静的将时间在纸张上方慢慢流逝,那些日子我没有任何忘记恐惧的方法。我记得我在那里买过《白鹿原》,买过很多米兰·昆德拉,最重要的是我在那里站了一个下午,彻底地喜欢上了梵高。现在觉得罪恶的是,我当时没有买下他的画册,也没有买下他的书信集。当几年后,我在庆云买了一本打折的《梵高画传》,又在网络上以极低的折扣买了《梵高自传:亲爱的提奥》之后,我忽然有了一种赎罪的快感。受益于那些伟大的心灵,我们才能一直丰盈地活着。

“非典”的危机将要消失的时候,我收到了蒋峰来自绍兴的邀请。他几次寄来纸质的信函,邀请我去玩。在我去绍兴前我们最后一次电话中,他说他们学校还有一个陈错,一个只有19岁的小孩。这位只有19岁的小孩在我出发前忽然毫无预兆地发信息给从来没有任何联系的我,告诉我他此刻躺在一块草地上,他刚和女朋友吵架了……我的记忆如此清晰——我还记得我们在绍兴大学男生宿舍的阳台上一边喝酒,一边大声地朗诵诗歌,毫不顾忌对面阳台上把我们的朗诵当作行为艺术或者小丑表演的人群。我还记得我们在绍兴每次出门,陈错都会问我和蒋峰:诶,今天我们带什么书出去?那时穿着一身名牌、染着尖顶黄发的陈错会在游玩的休息时刻,从背包里掏出书分给大家读。读书在他那里是生活最稀松平常的一部分,无需心思,也无需仪式。更让我难忘的是,他说服蒋峰让我住到他的宿舍去,他说他已经帮我铺好了床。可是等我去了之后,才发现,我睡的床上除了一张席子,就是一堆垒的整整齐齐的书放在床头的位置。就在这个时候,陈错带着天真的、醇透得毫无杂质的笑容对我说:肖水,我从我那么多的书里挑出了20本我认为最好的书给你做枕头,你只要随手一拿,就能拿到一本最好的……这些年来,我屡屡提到这个故事,我时不时想起陈错给我的那个坚硬的让我一夜无法入眠的“枕头”,想起博学、近思、乖张的陈错,以及他身后高耸的两个书架。

我十八岁出门远行,从湖南到太原,再到上海,奔绍兴,再回到上海这座我注定要花费一生的城市。我的身边,书店和人一样,不断出现、消失,或者再出现,然后消失。世界的不确定性,让我们的失落、遗憾,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有故事。我愿意慢慢将这些故事写下来,也许会放进某本书里,让别人读到,也让自己读到。

我是一个通过书的解码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书的存在,我没有陷入一种错乱,书里的秘密不断清除我对尘世的愤恨、对来世的幻想——我敢说,我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存活于世,并愿意继续做一些干净、单纯的事情作为回报。

这些年来,我们不断从书架走到书店,重复那些短而漫长的距离,并愿意一生都如此,虔诚、盲目、不可救药……我相信,书店里弥漫着一种能见度很低的光,它吸引着我,照射着我,牵引着我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