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开学了,备课的时候翻找文档,看见这个从前写的,没有写完的,唯一的小说稿,察看“属性”一览,乖乖地记着,创建时间:2000年10月16日10:00 pm。有一种见了老朋友的感觉。也放在这里,表示我还是努力过的。不记得给了小说这个标题,但是既然它在那里,那就管它叫这个名字吧。希望看见的人一笑了之,不要问后来怎样了。我把它归到诗歌类别里面。

部分幸福

 

你可能暂时拥有所有幸福,

或永远拥有部分幸福,

但你不可能永远拥有所有幸福。

 

 

我对于温哥华的天气没什么好说的。一来我成天奔波在外,没什么闲情逸致跟人谈论天气,二来就算连着三星期都是雨兮兮的,也不会碍着我什么。我总是按时地收发信件,跟客户友好地通电话并定下约会,准时赴约,很技巧地答应客户所有的要求并尽量办到。在月末时,也就是每月的二十七八号吧,我总是能准时收到分公司寄给我的当月支票和一些额外的现金津贴。我把累积在信袋子里面的各种帐单一齐付掉,顺路在拐角的小店买一点咖啡,也就够两三天的量,然后回家用咖啡机煮上,熬些豆粥一边看新闻一边趁热喝下去,擦干净嘴在阳台上伸伸懒腰,然后回到沙发上一边喝咖啡一边读章回小说。我总是先喝粥后喝咖啡。我读书时不喜欢开着音乐或电视,十一点左右我看差不多了就简单地洗个澡,舒舒服服地上床睡觉。我很少象有些人那样夸张地放一大盆水哗哗哗地洗得满屋子都是有香皂味道的水蒸气。有时我稍微睡得晚一点,会隐隐约约听到隔壁激烈做爱的叫声。我并不能准确判断到底上下左右是那个隔壁,因为我对他们谁也不认识,我不了解他们各自的声线特征。当然,我不太在乎这个,就象前面说的我不在乎温哥华的雨一样。我就这样在温哥华住了四年,对每年秋天阴雨季节大量的自杀报道充耳不闻。

           有一天我早早地出门,要去郊区,也就是北温的富人区,给一个新来的投资移民家庭介绍我所推销的几种人寿保险计划。走到公寓门口时,觉得有些异样,看见有一堆人在外面忙上忙下,好象是政府的人,因为他们穿的东西有点象制服。我想这次疏通下水管可能要动大工程了,否则一下雨,树叶和浮尘就会很轻易地堵在这里。我说过我不介意温哥华的雨天,我对门口的水洼也从不介意,我以前在北京亚运村边上借住的公寓门口也老是水兮兮的,而且我四川老家那边的家门口碰巧也是这样,脏一点我不会不习惯。可是我突然看见路边停了两辆警车,还有一辆消防车,这才注意到那一闪一闪的警灯,一个挂对讲机的警察在我买咖啡的那个小店门口指挥上班的车流绕道,有个戴头盔、穿桔红色的、背后有白色X字反光条的塑料背心的、骑车的小伙子探头探脑,被警察礼貌而坚定地推开了。这时我终于看见了一个戴墨镜穿黑皮夹克的中年男子,就是电视里常见的那种探案组长的感觉,蹲在草坪上写现场记录,他的面前横着一具男子的尸体。我在这里突然说“尸体”好象很唐突或是有点那个,但当时我一看见那个软软的身体摊在那,身子朝上而头脸朝下,头的形状已经走样,一大滩乌黑的东西,想必是血,已经干了,我就知道他已必死无疑。不过那个戴墨镜的人是不是探案组长我颇有些犹疑,因为探案组长很可能不用亲自写现场记录。我当时觉得吃下的五个隔夜的汤圆可能没有热透,肚子有些要翻要翻的。我并不是想委婉地说我差点呕吐,早上的汤圆确实应该多热一会儿。那人的衣服倒穿得挺好,也没溅上水洼中的泥浆。就是地上那人。

   那天下午三四点钟我被传招到警察局我们那片地区的派出所时,见到的正是这个黑眼镜黑衣服的人,不过他当时已经没戴墨镜了。他一见我就说,“你好,本。我是马基尔副探长。早上我们见过。这是我的名片。”我脑子里立刻同时有三个念头纠缠在一起,第一个念头是这人好厉害好专业,我早上只不过从他背后经过并边走边回头地愣了一会儿,他居然就说早上见过我,莫非背后长了眼睛。第二个念头是他果然不是探长,但却是副探长,可见我的眼力和推断力都还没差到哪去。毕竟出国这么几年,纪实的侦探片也看了不少了。第三个念头是这人可能是印度裔,他的名字里面有好几个g,h和l,若真是印度裔,定是旁则普人无疑了。温哥华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旁则普邦来的移民,正如中餐馆、日餐馆全由中国人把持,零杂店都由韩国人把持一样。抬头看时,果然就觉得他的肤色有些偏黑,眼圈周围的青黑色极象我们黄种人性生活过度的样子。不过印度人为什么总是眼圈黑黑的我不知道。他的姓我已忘了,但我肯定他的名片还在我的抽屉里面。我现在不太想去翻箱倒柜,反正我从不乱扔东西,况且名片也不是一般的东西。

 

马基尔副探长指着一个座位示意我坐下,我还没有坐稳,他已隔着大桌子侧身坐进我对面椅子里,那种大桌子好象只有警察局才会有,我无法正确地说出它应该叫书桌或是大班台或是谈话桌,总之我一下子陷进桌子的事情,他已摊开档案袋看也不看我地说“本”。“本”是我的英文名字,是我四年前移民过来,为勉励自己本分做人而起用的。在北京的外企工作时,我曾经用过一阵“亚当斯”这个英文名,由于它总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百万英镑”,不免有一种喜剧感,我只身移民来温哥华时,想到生活虽然不是什么悲剧,可也不能是喜剧,那样就太可笑了,所以干脆改名,好在只是平时的称呼,不用登记在证件上。现在旁则普副探长呼我为“本”,想必我与早上的案子有些牵连了,否则光查户口不问知情人是不会知道我这名字的。

 

“本,是这样,今天凌晨在你所居住的59街609号外面发生了一起命案,我们尚不清楚是自杀还是他杀,经过调查,发现整座公寓大楼二十二名注册住户中,唯有你的名字出现在死者的通讯录中,而且在他的记事本里,你的名字出现了三次。我们认为你会有一些有用的线索帮助我们破案。这是死者的照片,他叫史蒂文那。”

 

我立刻认出这是我半年前接触过的客户那国军,北京来的投资移民,满族人。我与他的认识极其偶然,不过对我这样已近中年的人寿保险推销员而言,已经不存在偶然认识的人了。一切相遇都是必然的,象星河的最后毁灭一样不可更改,命中注定。不过按照市俗之见,我与他的认识确实是偶然的,正如一只澳大利亚蓝蝴蝶偶然会在加州的海风中折断翅膀。我称他为客户显然不太正确,因为他最终并没有买我推荐的保险,我们见过几次面,通过几次电话,虽然聊的东西已远远超过了生意或一般新结识的移民朋友的常见话题,甚至也超过了一般同乡甚至校友的交情,但最后还是各走阳关道,就象我所遇见过的大多数人和事,记起也可以,忘掉也没什么,于是最后都渐渐消失在温哥华的雨幕之后,如黄昏时分背道而驰的两辆车的红色尾灯,就算短暂交相辉映也毫无意义。我将我认为警察感兴趣的部分全部回忆给马探长听,加上一些细节上的你问我答、重复、解释和澄清,以及那些必不可少的警局手续,到我从派出所的地下车库绕弯出来,街上已经华灯初上,车水马龙,在10街下坡时放眼望开去,前面无数的尾灯在夜幕和雨雾中如移动的红宝石般串串闪烁夺目,让我想起宫崎峻“风之谷”中的史前大甲虫千万年后卷土重来。

 

经过今天的事,我显然不可能立即回我的公寓弄东西吃了,正好记起听人说过这一带有家日餐馆,七点半后寿司卷打百分之七十的折扣,具体地说,就是五块九毛九可以吃十八只三文鱼寿司。于是我拐进慢车道,费力地看着沿途的霓虹广告牌,果然一会儿就看到了跟传说一模一样的广告词。正好有人离开,让出一个车位,于是长吐一口气,将车稳稳地停去,放心地点了十八只寿司,看看只有洗手间外面的角落有个空桌,于是坐过去点了烟发起呆来。

 

我在警察局呆了近三小时,而我所说的一切,不及我所知道的十分之一。

(未完,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