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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不快乐。

  爷爷正在缩水。爷爷正在起皱。爷爷的背部像一棵逐渐成熟的麦子一样,一点点压弯了下来。爷爷背上驮的是我看不见的八十二年。

  爷爷养花,但是养得还没我好。爷爷总是怕花的水分不够,他每天都要去给自己的花浇三次以上的水。爷爷的花根都被水泡烂了。爷爷望着一盆盆湿泥巴里死去的花,窘迫地挨奶奶的训。爷爷说,怎么能不浇水放着不管,无政府主义。爷爷弯不下腰去浇水之后,浇水的次数终于变少了。爷爷的花们现在都茁壮地开了,开在爷爷疑惑不解的眼睛里。

  爷爷的牙没了。爷爷是宁波人,但是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年。爷爷讲的话既不是宁波话也不是北京话,宁波老家人和北京的我们都听不懂。听不懂爷爷就着急,脸会胀红。爷爷的牙没了以后,南腔北调里面多了丝丝漏气的声音,更加难懂。爷爷的脸不再胀红,他会张开没牙的嘴,对着我们不高兴的笑笑。

  爷爷把所有吃完的蜂蜜玻璃瓶洗干净了倒扣在窗台上。爷爷用干净的玻璃瓶腌咸菜。爷爷吃蜂蜜比吃咸菜多,咸菜的瓶子只要两个就够。爷爷家的窗台上就多了一排擦得很亮的玻璃瓶子。爷爷的玻璃瓶子总会被儿女们扔掉,嫌它们占地方。爷爷从来不拦着,只是在一边点头,等他们走后,把玻璃瓶从垃圾箱里拾出来,擦洗干净整齐地在窗台上扣成一排,若有所思的看上一个小时。

  我从梦中惊醒,看着夜风在光滑的玻璃瓶上跌了一跤。

  父亲不快乐。

  父亲总是不停的抱怨自己没有赶上好时代。尽管我从街坊邻居那里听说过,还没有文化大革命,他就已经在胡同里辍学打群架。

  父亲喜欢抽烟。我小时候用无数的努力劝他戒掉,都被他搪塞掉了。唯一的一次我放弃了劝说而是撕碎了一盒香烟。愤怒的父亲没有打我,而是让我在门口站到了天亮,清晨的寒气在我头发上凝结成了露珠,滴到门口我和妈妈一起铺的青砖路上。

  父亲在医院陪床的时候,总是在我身边不安的踱来踱去。看着一大瓶溶了不知什么药的葡萄糖一滴一滴进入我的血管,然后和我一起无声的数着瓶子里的气泡。后来我知道,他的不安其实就是犯了烟瘾。一次我在打吊针时昏昏沉沉睡去,突然被走廊里的吵闹惊醒。父亲人没有在病房里,谩骂却从走廊里传来。这时候我听到护士长大声吼道,在医院你还抽烟,你儿子得的就是肺病,你知道么?

  当我点燃嘴里叼着的第一根香烟时,一股陌生的气体侵入我的肺部,化作无数的亲切和追忆的颗粒。在烟雾中我并不剧烈的咳嗽了两下,看着烟盒上那只沙漠中不停反刍的骆驼。

  我不快乐。

  9岁的时候,一个小女孩拉了拉我有些大的衬衫后摆,悄悄地说,你知道吗,我喜欢你。我红着脸走开,羞赧的心脏在胸腔中乱撞。她从老师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满眼愤恨的泪水。那是一个我从不曾在9岁孩子眼中见过的愤恨。我躲开这一切,把头埋在了书里。

  12岁的时候,我还像9岁那样矮,那样瘦小。我戴着自卑的牙箍,剃了丑陋的寸头。夕阳昏黄的光填满了教室,我踮起脚尖在黑板上写着美术字。别动!我瞬间僵住。闭上眼睛。我听从了指挥。不安的黑暗过后,声音在我的身边感叹道,你的睫毛很长,很好看。我笑了,但是突然意识到了自卑的牙箍露了出来。千分之一秒,我合拢了嘴,继续写了下去,身边传来书包拉索合拢的巨响。

  16岁,我在二楼的窗户里,看着一片蓝色人浪起起伏伏,伴随着愚蠢音乐的节拍。早晨的阳光洒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我没有了自卑的牙箍,也不再剃那丑陋的寸头。巡查的老师捉住了擅自逃课间操的我,勒令我写一份检查。我对他笑笑,把头又埋在了书里。

  20岁,我的头还没有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