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赋予我们以存在的意义?

劳伦斯·弗里德曼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

《美国新军国主义——一个被战争蛊惑的故事》 安德鲁·贝塞维奇著   牛津大学出版社 270页 定价28美元
这本书写得生动活泼,但注定要招来争论。对于美国一方面执迷地追求军事威权,另一方面沉溺于将美国式生活方式强加给全世界的做法,作者提出了严正警告,这肯定会激怒某些人。在某些时候,作者安德鲁·贝塞维奇得体地运用了一种庄严的预言式语气,但当描述起军方根深蒂固的自利行为,新保守派的乌托邦理想,或者福音教会教徒夸张的修辞论调时,他可以变得酸溜溜甚至气冲冲起来。但或许是他当教授当太久,沉溺于故纸堆太久,对军方(他曾在那里服过役)底细和保守主义(他至今仍对之心存依恋)又过于明察秋毫了,反而大大削弱了论辩的说服性。尽管他的辩辞并不见得服人,但本书依然有价值,因为它描绘了美国自越战以来的一系列作为及其矛盾性后果。

贝塞维奇——身为波斯顿大学教授、西点军校毕业生,同时还是越战老兵——显示出对以前军事问题上的种种论争有精确的把握,并巧妙地将这些论争与今天的人物、时事联系起来。他描述说对于美军在越战中的溃败,人们最初的反应是提出削减军费开支和减少军事行为。但这一观点遭到头脑顽固的将官们、信仰国际主义的知识分子、怀有爱国主义情结的教会领袖以及右翼政治家的激烈反对,这些人留恋强大的预备军队,认为,军事力量的削弱只能带来危险。正是由于这些人的鼓吹,才有了今日美国庞大到奢侈的军事建制(即令是民主党人,也不敢尝试对之改革),而美国对军队在向世界推销美国价值观上起到的重要作用更是深信不疑。

贝塞维奇将这种崭新的、后越战时代出现的美国军国主义定义为一种“对军队的浪漫化观点,这种观点倾向于将军事力量看作是衡量一国重要性的最主要标准,并对武力的效用抱有过高的期望”。换言之,就是纯粹根据军事准备和军事行动,以及军事意识的灌输来判断国家“强盛和建全”与否。军国主义世界观大肆流行,并不是某一阴谋的结果(更不是根源于布什政府的对伊政策),而是形形色色的说教者、爱国者、和各色政客不断宣扬的结果。

当然,职业军人一直处于前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特别热衷于宣扬好战的外交政策。毋宁说,军人们渴望恢复其往日地位和尊严。首先要摆脱越战的阴影,要终止引起广泛反感的越战时期征兵制度,使军方获得民众支持。这一转变使得预备役军人的作用变得很重要,因为事实证明,仅仅通过招募志愿兵来维持军队规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都要仰赖这些预备役军人,五角大楼的将官们使得政客们更加难于发动战争。

这些看起来好像是违反常识的,但自有其逻辑性。五角大楼的将军们不愿让军队成为解决所有国际问题的万能妙药。他们反对政府官员轻慢草率地使用武力。他们希望阻止文职官员们对军事行动的过渡干预,因为有负责越战的高级军官指责越战的失利就是这些人过渡干预军事行动的结果。因此五角大楼的将官们打算将精力投放在他们觉得是适当的战争形式上:与其他强国之间的常规战役。而因为这样的大型战役需要花费巨额资金购买昂贵的武器装备和用来维持正规军队,故而也最不容易发生。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不热心参与低烈度的冲突,因为小规模的冲突战得不到政府的大力扶持,也不能通过决定性战争一举获胜,还很有可能失去国民的支持。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所领导的职业军队甚至对参加后来为军方挽回很大荣誉的常规战争——1991的海湾战争——都不热心。

因此,军方并不是军国主义的鼓吹者。贝塞维奇辩解道,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必像现在试图将军队的价值灌输于整个美国社会,职业军人早已在欢庆人人所仰慕的特殊地位了,也不会对参加战争感兴趣。

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解体以后,军方的问题才真正出现,因为这使得五角大楼失去了潜在的敌人,也使得维持大规模的常规武装失去了借口。90年代在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科索沃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低烈度的冲突)反而是军方希望避免的。当时的不安状态可以反映在时任联合国大使的奥尔布赖特质问鲍威尔的那句著名的话:“如果没有用武之地,那美国留着这么强大的军力又有什么意义呢?” 苏联解体以后军队一直很繁忙,因为政界大人物一直在找事情给他们做。

因此关于军国主义,贝塞维奇悲叹的一点在于,它不是由穿制服的军人推动的,而是由那些青年时代逃避兵役的官员们推动的。许多人(就像罗纳德·里根,只在电影中充当过士兵)仅仅把军方看作一种手段,是用来宣扬爱国主义和军人自我牺牲和团结一致这些可敬品质的。但是新军国主义最真诚的信奉者,主要是迪克·切尼、保罗·沃尔福威茨(两人都没有服过兵役),他们认为美国的目标是使冷战后的世界变得更美好。      

从巴尔干的种族问题和非洲的人道主义灾难这些从本可阻止的悲剧事件中,这种新形式的威尔逊式理想主义获得力量。这些灾难不能为保守主义者和军方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于是新保守主义地位上升,得以振振有辞地使这种激进主义显得有邱吉尔之风。新保守派受到文职战略学家的支持,这些人热情高涨地认为,高新科技使得武力的使用可能更具精确性和目的性,并带来较少的无辜者的伤亡。这种意见在克林顿政府中自由主义的鹰派成员当中,比如奥尔布赖特和理查德·霍尔布鲁克非常受欢迎。

贝塞维奇看到了人们美化在中东地区的各种军事行动(特别是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以及美国对该地区石油日益依赖的大环境下)的根源。贝塞维奇的论断有一定的道理,尽管他对事件的解读并不都是可靠的,特别是里根政府80年代错误地介入黎巴嫩问题。此外,因为将注意力集中在导致国家趋向军国主义的内部因素上,贝塞维奇忽略了事实上起作用的外部事件。

在结尾时,贝塞维奇提出,人们要警惕用阴谋解释军国主义起源。他还提出武力的使用要具有效用性与合法性,这一标准适用于近来所有军事行动,伊拉克战争除外。伊拉克问题是本书自始至终不变的潜台词,但是作者却没有详细阐述。当伊拉克战事闹的沸沸扬扬之时,贝塞维奇提醒我们,在90年代绝大部分时间里,国际舆论一方面担忧美国不愿干涉,另一方面又担心美国参战。

当该是提出诊断方案的时候,贝塞维奇赞成裁军,将武力看作是不得已的最后一招。除此,他主要反对的是单方面军事行为——反对主动开战。他赞成和其他友好国家联合起来使用适当的武力,来应对大规模人权侵犯行为、大范围民众受难事件以及危害世界和平和团结的任何潜在危险。他强调美国派遣部队去执行任务,应该抱着不为利诱的谦逊期望,以及坦然接受任何军事冲突中都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这是一个明智的建议,而伊战中的教训将使人们广为接受这一建议,在这场伊拉克事件中新美国军国主义将会是昙花一现。(希声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