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晚看舌尖上的中国,这期讲了一个湖北琴童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求学的故事,她妈妈只身陪她在沪,爸爸在老家打工,镜头讲述了这位妈妈和上海邻居学做红烧肉,母女边吃肉边听柏辽兹的生活画面。周一来了发现网上一片沸腾,有翻出年轻女孩儿商演挣钱其实她们不穷的内幕的,有批评中国父母就是没有自己生活甘为儿女牺牲是神经病的,更有讽刺上海红烧肉是不加蒜头的。

我看得皱眉。在我的常识中,任何大洲的任何发达或不发达国家,一个孩子如果能在上海音乐学院同类级别的演出中担当首席提琴,绝不是仅凭TA本人的努力和天赋就能做到的,一定要有一位家长为此作出巨大的努力,包括牺牲自己的工作和业余时间,甚至是自己其它的家庭责任,这有什么可讥笑的?,鳗鱼加蒜头红烧就高贵、五花肉加蒜头就不对了?开玩笑,中国菜本来就是乱来有惊喜的。客居他乡,当然会根据自己的口味改良家常菜,又没请你去吃,费什么心!

真正从事音乐工作的人,我只认识两位,是大头的两任钢琴老师。虽然不至于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是他们带给大头的教化,很多在琴内,更多在琴外,大头现在还小,尚不能完全理解,但我坚信,从他们身上习得的优美、刻苦、自律,会让他一生受益。

每次看两位老师弹琴授课,我都会想,能弹到今日的程度,当初受过多少苦?第一位老师曾半开玩笑地跟我谈起,她们在音乐学院求学的时候,宿舍卧谈会的一个主题曾是,小时候为练琴是怎么挨打的。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妈妈坐在孩子边上,手里拿根针,只要孩子一翘小拇指,她就上去就拿针扎一下。这个画面如此惊悚,所以每次我看到大头翘起手指都哆嗦。

现在的钢琴老师跟了半年,是和蔼可亲的处女座男老师,作为长年黑处女座的领军人物,我知道,他对自己一定不是这么和蔼的。这个星期天回完琴,留下周的作业,他跟孩子商量每条练几遍的问题,我顺势跟大头说:“你问问老师小时候每天练多少时间?”老师转过身来说:“我啊,我的学琴经历有点曲折。我是学师范的,然后毕业就去教小学,外地没有北京这么好的资源,那时我白天上班教课练琴,回家再练,考上(中央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后,有一阵我早上四点起来练,一天练十几个小时。”

我和老师认识的时间不长,从口音中连南方人北方人都听不出来,一直以为他就是知识分子家庭出生,从小坐着音乐附小附中上来理所当然去音乐学院的好人家的孩子,我一直想知道他挨的是哪种打,但没想到,没有人打他,他自己选择这条路,自己打自己,打到今天的。

每一个琴童的成长,都是一部小说。对于那些能至坚至柔,做到普通人做不到的事的艺术家,我总是充满敬意。就是这个一天站着练琴八小时的女孩儿,她未来能去到的地方,能看到的风景,是那些笑人无恨人有的二百五所无法想象的。把这件事写到养育大头的博客中,是要在日后他能看到的时候提醒他,一定要永远远离那些凡事都先看到阴暗面的空电池,远离尖刻,远离负能量。(虽然令堂自己也很尖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