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盛世中国 诗意长安”第二届中国诗歌节将于本月23日在西安举行。请问您对本次诗歌节有什么期许?您又是如何理解“盛世中国 诗意长安”的主题的?

 

    长安是秦汉隋唐故都,也几乎是帝制中国前期一切辉煌的聚拢之所在。在我诗歌里,屡屡出现这座想象中的城市,我将它与“宫殿的长墙和贵妃的杯盏”、“远处的市镇和灯火中的宴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还在这座城市里安排“城门前熟睡的卫兵”、“游侠的尸骨”以及“他的眼睛漆黑,但更像一把宝剑,一柄青铜”的英气少年。可以说,即使世事变幻、乾坤挪移,几千年来,长安都是中国人的一座不可枯朽的精神家园。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期待中的强大帝国的历史镜像,让中国人焦虑不安,并且漫长的岁月里里,推动着他们从无边的苦难走向强盛的前景。

    第一届中国诗歌节在马鞍山市举行,大概因其所辖之当涂乃是李白的魂归之所,有向将诗仙致敬的意味。第二届中国诗歌节选在古之长安、今之西安举行,是否也有更多的寓意呢?非我所能想,也非我所能答。但我希望这座帝制中国中国时代最伟大的城市能引领着当代的诗人们开始一种回溯,一种回归。

    我将这种回溯或回归,称之为“从中国走向中国”。前一个“中国”,是当下的杂糅了古今中西的中国,后一个“中国”,是中国本土的固有的那些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这样的关于“中国”的发言,不仅是对文化的,而且也是对诗歌的。我们的现代诗歌作为文化图景的一部分,也面临着这样的历史境遇:随着帝制中国的崩溃,“传统中国”面临巨大的断裂与撕裂。从五四(其实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以“现代化”为名,“传统中国”被西化的浪潮所啃食。虽然“西化”在建国后虽然被迫中断(其实“全面向苏联学习”也是西化的一种形态),但在1980年代得到了轰轰烈烈的继续。时至今日,我们认为,中国在文化层面的“西化”,已经到达了一个顶点。于白话诗歌而言,经由“新月派”、“中国新诗派”、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80后的发展,以及1980年代之后西方诗人诗作的大力推介与普遍出版,此时,诗歌的西化或者现代化的任务基本完成。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已经没有西方重要诗人没有推介到中国来,也几乎没有西方诗人的新推介作品能让诗人们群体性地莫名激动。或者,可以说,中国的所有文学体裁里,诗歌是首先与西方奔跑在同一个方阵里的。但是,我们在将所习得的西方技艺转换为我们的传统的一部分的同时,更需要回头去中国的传统中寻觅和挖掘精神资源。因此,我认为,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趋向不断向上发展,并已经或正在确立崇高地位的历史背景之下,时代给予我们的任务应该是结合现状,通过对中国传统进行多向度的理解和思考,去重新构建中国的学术规范、评价体系、文学图景以及精神世界。而诗歌就应该做最敏锐的感知者和行动的前锋。

 

2、200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诗歌也因此空前繁荣,出现了“地震诗潮”现象。请问去年一年的诗歌界,让您印象深刻的事件有哪些?原因又是什么?

    2008年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诗歌现象无疑就是“地震诗潮”。 “地震诗潮”是全民哀悼逝者、倾泻悲恸的“潮”,但绝不能说诗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有人说,在这之前诗歌受到了空前的冷遇:诗歌被边缘化了,而诗人和小丑站在了一起。甚至有人说危言耸听说“诗歌已经死了”。但我并不认为如此。在我看来,诗歌只是去除了几十年来压在它身上的“工具性”任务,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而这次“地震诗潮”中出现的所谓“空前繁荣”估计也只是就数量而言,从质量上考察,就让人在悲痛中忍俊不禁。坦率地说,2008年的5月,在中国,有太多的烂诗出现,有太多的好诗人写出了太多的烂诗,有太多的烂诗被当作好诗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并占据了诸多报刊的“眉目”、“厅堂”之处。虽然如此,但它们毕竟在时隔近20年后,使诗歌再度被人在言语和文字中屡屡提及,使更多的“非诗人”在纸上或者电脑里写下那些陌生的分行文字。喜耶?悲耶?

    

  3、作为曾经的“复旦诗社”社长,你推动了诗社的“复兴计划”,之后又开展了针对大学生和中学生的诗歌推广活动。请问你为什么要大力在学生群体中推广诗歌?在活动中你有哪些收获?

     

    我认为,我不是因为诗歌面临困境而去推广诗歌,恰恰是因为诗歌始终是一个美好的、有活力的事物我才去推广诗歌。从上学开始到现在,我一直都待在学校里,以前是以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的身份,现在是以大学教师的身份。校园是我最熟悉的环境,与学生们的交流、沟通成为我的生活底色,在学生中推广诗歌有地利之便。此外,梁任公有云:“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因此,首先在学生群体里推广诗歌,中国诗歌才会有更美好的前景。 

    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从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开始,就在上海结识了一群写诗的朋友。后来我们经常聚会,开沙龙、办诗会,并且成立了一个诗歌团体“在南方”。“在南方”的15位成员,主要来自复旦、同济、上海海事、华东政法、上海电力等沪上高校,致力于在以“长三角地区”为核心的中国南方,开展针对大学生和中学生的义务诗歌传播活动,增进当代青年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理解、支持和热爱。同时,我们倡导青年诗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积极催发、保存、推进青年诗人和年轻一代正面参与社会进程的努力。15位成员中有4位未名诗歌奖得主、1位《星星》诗刊年度诗人奖得主,还有其他几位非常优秀的诗人及新锐小说家,且2009年,主要成员都已经研究生毕业或者考上研究生。我之所以会强调这些,并不是要炫耀我们有多厉害或者是学院派的背景,而是想强调,我们诗歌的进步与成绩的取得,与我们真诚的、纯粹的、紧密的、互相促进的交往息息相关。有“在南方”的兄弟姐妹们,我的世界才更完整、更清晰,我的诗歌才更有力量。

 

4、能否谈谈同时代你比较欣赏的诗人?

 

    我不知道你真实想问的是“同时代”还是指“同龄”,于是我决定分别作简短回答。此刻,与我一起生活在中国的诗人里,我最欣赏的无疑是西川。他可以算是我的老师。1999年,在我陷入郭沫若、艾青、北岛们的诗歌里不可自拔而又无所进展的时候,是一本《西川的诗》拯救了我。他的诗歌里呈现出的高超的西方技艺,让我迅速开始编织中西交杂的、现在看起来不伦不类、却是美丽而值得珍惜的花朵。几年后,我逃脱他,被海子俘获,然后再逃离——我的目标是我成为自己的主宰,虽然这或许只是一个美丽的愿望而已。

    我的“同龄人”里,或者说在1980年代以及以后出生的诗人里,一直没有放弃诗歌,而我比较欣赏的有:余西、小宽、茱萸、叶丹、洛盏、鱼小玄、任牧、茧衣,而在诗歌评论、理论方面无疑是陈错、杨庆祥、刘化童。另外,谷雨和蒋峰基本都不写诗歌了,这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2009.5.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