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月,山东曲阜市宣布新建一座基督教“圣三一堂”并举行了奠基仪式,此事当时并无太大影响,但几个月后经新华社报道,一时引起轩然大波,有儒家方面的学者们发布联名意见书,公开反对在儒家的“圣地”曲阜兴建基督教堂,呼吁政府下令停建。此事去年底在网上成为热议话题,但除了态度较鲜明的“儒家保守派”和“自由派”两边之外,更多人则是调侃讽刺。仍有相当多人出于民族立场,将基督教视为“外来宗教”而内心抵触,亦有人提出若在梵蒂冈兴建大型孔庙将如何,却不曾考虑此教堂为基督教而非天主教,何况即便是天主教也是中国官方认可的爱国会,与梵蒂冈并无实质所属关系。尤其在去年下半年以来,北京与梵蒂冈关系又步入紧张的背景下,更显得无厘头。这种设想有点类似美国人在自家受了中共的委屈,却跑到台湾总统府前去抗议,实在是跑错了门。

其实,这种儒家和基督教的争端,两方从一开始就不处在平等地位。儒家(儒教)本来就不在官方认可的五大宗教之列,甚至连有体制影响力的组织都没有,更没法走“兴建宗教活动场所”的渠道去造孔庙。去年底以来的抗议声音,最终也没见各级政府有所回应。其实我也觉得造如此大的教堂,还凑三千门徒之数,并没有必要。但反过来看,此事恰好凸显儒家在当代中国的尴尬处境,即行走在宗教组织和文化组织的边缘,两头够不着。既没法跻身宗教之列,何况内部还有许多学者不认为儒家是宗教,又不甘心于仅仅是文化性或学术性团体组织,无法产生实质行政影响。

从历史眼光看,反对在曲阜建教堂,并不是当下才有的事。晚清以来山东是基督宗教在华的重要传教区,但曲阜所在的兖州府,基督教进入时间较晚,由于地处“孔孟之乡”,从清廷官方,到士人,到民间,对基督教传教都多方抵制。1885年之前,曲阜地区基本没有基督徒。但随着天主教圣言会开始进入兖州地区,尤其是野心勃勃的德国人安治泰(J. Anzer)的传教活动,反教之声日起,自1887年开始,安治泰急欲在鲁西南开辟教区,打破法国一统的保教权,因而与地方官绅反复争夺,一边是坚定固执的德国主教,一边是刚烈的地方绅民,“兖州教案”延续了十多年。

在1888年总理衙门给法国公使李梅的照复中曾说“兖州系属孔子故里,亦儒教根本之地。若欲在该处建立教堂,非但本地人忿忿不平,即天下之人亦必闻而惊骇”,有趣的是,总署故意使用“儒教”字眼与“基督教”相对抗,并认儒教为“天下”共持。但外方仍以为,中外条约中并未载有传教禁区,也就是说,理论上在曲阜建教堂并不违例。这样一来,清廷只能以“民情怨忿”为借口,于国际公例上实际是相当被动的。

1896年3月,时任广东道监察御史陈其璋上奏,建议设定传教章程十条,其中一条就是“山东曲阜一县,为圣人故里,犹恐洋人无知,前往开堂设教”,应将曲阜“照蒙古西藏等处,一并归为禁地”。实际上,陈其璋对教务了解不多,蒙古、西藏两地本就不是禁区,因此根本无例可照,此条也等于无用。总理衙门在儒家官方意识形态和外人的双重压力之下,也很头疼,本意是咬定不让建堂,进城驻屋传教都可通融,但最终在巨野教案之后让步。1899年,安治泰多年心愿得遂,高大宏伟的天主教堂在兖州城建成。虽然没有直接造到曲阜孔家门前,但在府城耸立着当时中国最大最华丽的天主教堂之一,对儒学人士来说愤懑总不下于今天。

虽然兖州天主堂大部分已在文革中毁掉,但如今又一座全国数一数二的大教堂将直接兴建于曲阜,历史像是开了个玩笑。无论将其看作来自基督宗教的“对话”还是“挑战”,这个事件只是又一次地,给儒家提出了如何定位、走向何处的现实课题。清廷覆灭,帝制终结,儒学早已失去传统制度性基础,而康有为式的“孔教”路线也无法走通。尽管近十多年来儒学借助海内外力量复起,避免了“直接进入博物馆”的结局,但实际上仍然无法逃脱学术和类学术的定位。在“下层基督、上层信佛”的现在,儒家在终极性宗教性资源提供上的劣势不言而喻。如果说基督宗教在中国目前的瓶颈是需要一个六祖慧能式人物,那么儒家的问题更大更难。遍布全球、业已引起诸多争议的孔子学院,虽然利用了儒家的象征符号,但其实究竟传播的是中国语言文化,还是儒学,也很难说。尽管口号叫得响,但儒学却越来越含糊一锅粥,而真要面临问题的时候,却又显得四不着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