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新闻传媒专家黄旦
温州学人对话录
2007-02-01 
 

  

  复旦新闻学院里的温州人

  “北有人大,南有复旦”,这是新闻界评价我国大专院校新闻专业著名院系的口头禅。说的是北方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南方的复旦大学在众多的新闻专业院校中出类拔萃,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新闻专业人才。一般说来,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大都分配在北方的一些新闻单位,我的几位北方新闻界朋友大都是人大出来的。而地处江南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则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新闻专业院校。温籍著名报人周瑞金就是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到上海《解放日报》任职,再到《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的。不仅如此,如今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科带头人也是温州人,他的名字叫黄旦。

  虽然,我也从事新闻工作,黄旦先生还是温州人,可是我们素昧平生,是我的老同事张信国在复旦做访问学者后告诉我的,我是喜出望外,很想登门求教问道。

  听说黄先生为人严肃,为师严格,若有学生在楼道碰见他,回去后便沾沾自喜地对同学夸耀:“今天黄老师居然对我笑了,原来黄老师也会笑。”黄先生的师道尊严可见一斑。

  然而,当我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大楼里与黄先生握手相逢时,学生心目中的严厉黄老师不见了,有的是浓烈的乡情和同道的共鸣。他不急不缓地表述着新闻新观点,确实很严谨,也很学术,其中不少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犹如走进了新闻理论的“象牙塔”,我看到了当前世界上新闻理论的最新观点,如同颗颗耀眼珠宝,熠熠生辉。我将他引为知己,把自己在新闻实践中埋藏多年的困惑倾心而诉,求教于他。

  他读《浙南大众》长大

  金:您是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专家,在中国传媒界颇有影响,前几日还看到您以专家的身份参与《南方周末》2006年新闻人物的评选活动。作为温州人,您时常阅读家乡的报纸吗?您对温州的传媒有什么印象?

  黄:城市离不开报纸。温州是个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城市,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新闻媒体的发达。温州的媒体我曾经留意过,而且一直与温州媒体保持着联系,还有好几位当年杭州大学的同学及新闻系的学生在温州媒体任职。温州几家报纸都办得不错。但在上海看不到,我又不常回温州,如果回家一定会认真多看几张报纸。

  金:复旦大学新闻系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新闻系,您成了这里的学术带头人。回想当年,您是如何走上新闻学研究的?

  黄:我的老家在乐清城关太平巷,父亲黄银滔是乐清中学教师,他常年订阅《参考消息》和《浙南大众》(《温州日报》前身),我在城关小学读书时就开始读,可以说是读着《浙南大众》长大的。当《温州日报》复刊时,我已经到杭州读大学了,因此是在杭州看家乡报纸的,带点研究性质了。要说地方报纸对我的学术研究影响,说其没有是不可能的,但我是1983年大学毕业后以“计划经济”形式分配留校,去研究新闻理论的,完全是听从组织分配。留校不久,杭大就安排我到人民大学教师进修班学习,直到1984年9月份回来。刚接触新闻时,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因为我对它并不了解,更多的还是喜欢文学,而且当时新闻教研室在中文系也并不太受重视。到了人大以后,我看了一些新闻方面的东西,一个总体感觉是比较浅。在人大期间,我学习还是比较努力,总要不辱使命,回去还得上讲堂,所以认认真真地读了一些书籍,还和当时班上的同学一道编了一本新闻理论方面的资料集,便于大家回去后使用。

  金:您在上杭州大学之前曾在乐清越剧团工作过,您觉得这种实践对您今天的学术研究有益处吗?

  黄: 我的初中是在城关中学读的,时值“文革”,乐清越剧团(当时叫宣传队)要招一批人,因为小时我对乐器还有一点接触,所以一位音乐老师推荐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去试试,剧团要了我们,这样我15岁起就进了越剧团,一直到我读大学前都在那里工作,呆了整整9年。在那里我的任务是打钹,后来还学过小号、三弦,但都是一知半解。现在我回过头去想,才发现自己不是做那个行当的料。那段岁月如果要说影响和收获,我想主要是在为人处世方面,让我增长了不少社会阅历和见识。那时我们经常到外地演出,要独立生活,可以说我正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成熟起来的。另外,还有一个收获就是结交了一批朋友,到现在都还有来往。虽然他们学历不高,可品位不低。他们都非常敬业、务实、诚恳、仗义,人生阅历也比我丰富,这批朋友对我影响很大。尽管我搞音乐没有多少天赋,但基本每天还是坚持练功,不偷懒,由此也养成了良好的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并且也开始认识到,要想学有所成,就必须有所付出。这也许是我最大的获益而且一直影响至今的体会。

  新闻专家说新闻观点

  金:由此可见,社会也是所学校。您今天的治学得益于当年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从小养成的好习惯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您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新闻学博士。新闻学是一门学科,新闻理论对于我们记者来说如同头脑。没有头脑的记者是当不好的。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当前新闻理论研究的?您对提高新闻理论研究水平有哪些建议?

  黄:当前新闻理论研究是繁荣的,是好现象,但理论仍然需要创新。我认为,理论不是对现实的概括,它不能离开现实但又不是做现实的注解,把学术当成时事政策的宣传。因此,最好先不说应该或者未来如何,而是先告诉我目前是什么样,为什么?譬如:有人抱怨我们的报刊“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抱怨是事出有因,一般民众抱怨可以理解,可是我们的很多学者也是同声地叫,这就不对了。记得在浙江参加一个研究生学术讨论会,很多文章都是关于这一类。我就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必须既打苍蝇又打老虎才是正确的,你们的标准从哪里来?结果全场一片寂静,谁也答不上来。学术不能是情绪的激发,要对自己研究的问题真的理解了,理解几分说几分,不可随便拍脑袋,更不可哗众取宠,以为语言的尖刻就是学术的力量,那就错了。所以目前新闻理论研究的弊病不是不贴近现实而在于不了解历史,是缺少历史的动态的研究眼光,使现实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纵深的平面,这是不可取的。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一些专家学者把新闻研究等同于宣传,炒最时髦的话题,却没有相应的学术积累。有人说,研究如果能把冷点变成热点才是水平,我以为很有道理。热点不是不能研究,但一定要有相应的学理支撑才行,问题还没有看清楚就去急急忙忙发表见解是不对的,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炒作,学术炒作。

  执著坚守纯学术净土

  金:说到学术炒作,我觉得学术界确实存在浅薄、浮躁甚至学术腐败,这是很令人伤心的,现在真正甘坐冷板凳的人不多了,您却仍执著地坚守这块纯学术净土,您有什么体会吗?

  黄:我只不过是没有选择地一步步走过来。如果让我从事其他职业,我未必适合,也未必愿意。物质利益是人人都向往的东西,但这是没有底的。当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后,我发现自己对它还是有强烈的兴趣,这不是圈子外的人所能体会的。我很佩服那些能够赚大钱的人,但我不羡慕,人各有所长,我的性格和长处也许更适合于做学问。还有我把学术看成是很神圣的,一个人治学态度治学方式,也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和做人态度,现在我已经退不出来了。

  金:记得几年前我说过一个观点,当记者要过“三关”:职务关、职称关、评奖关。只有看淡了这些,才能算得上像您说的具有专业主义精神的记者。据我所知,《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是您的代表作之一,您认为自己在新闻理论上有哪些突破?

  黄:那是1998年夏季,正准备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我接受了任务,可交出书稿却是2005年暑假。

  接手时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做一个著名理论、学者语录的编篡者。所以要求自己能在已有的研究中读出自己的理解,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不当二道贩子。我希望在我书中出现的传播者研究能成为一个整体,里头不仅有一贯穿的主线,而且能看出其基本变化的路数,而不是把那些别人大略所知的东西,毫无逻辑按时间先后勉强排列一起,连缀成集。所以,这部书通过对西方新闻和传播实践以及其研究进行思考,选择新闻专业主义为统一视角,来透视有关传播者的研究及其思想,从而使原本散落在不同层面的东西,有了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在纵向上贯穿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揭示了西方传播者研究的基本取向和趋势;在横向上,则展示了传播者研究的多样化维度和广度。我想,要说突破也是我这方面的探索。

  金:近日,有传媒公布了中国作家首富榜,有人认为这是新闻炒作,媒体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但分析此种现象,却是当前社会正在蔓延、滋生的精神物质化、文艺商业化、艺术拜金化、创作价码化的典型体现,凸显的是文艺消费的“霸权”和市场运作的“主宰”。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黄:我觉得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报纸报道了也就报道了,未必不可。但有一点我也在考虑,传媒的报道如何掌握一个度的问题。如多宝鱼等事件报道之后,市场上经过几道关口检查的多宝鱼也没人要了,养殖户叫苦连天。传媒不能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食品安全之类的报道,十分复杂,牵涉千家万户,一定要有职业责任和精神。我们的媒介还没有很好经过职业理念和理想的熏陶,就已经市场化了。或者说,是由于进入市场,才使得我们新闻业的职业责任和理念凸显出来。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需要传媒的推动和宣传,那么,新闻传媒的核心价值体系又是什么?没有自己的价值立足点,任何事情都变成儿戏。因此,一定要思考传媒这一类报道操作的底线。我见过国外一些传媒,在对于暴力事件、恐怖主义报道等,有一些可操作的规范。

  黄旦简介

  黄旦,1955年 9 月生于乐清城关。1979年乐清中学毕业后考取杭州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和硕士学位,其中,1983至1984年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助教班。曾任浙江大学新闻系主任,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1995年考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博士学位,2001年被复旦大学作为人才引进。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新闻与传播思想、大众媒介与社会。代表性学术成果:《传者图象: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新闻传播学》、《媒介是谁:对大众传媒社会定位的探寻》、《也论林则徐的新闻观》、《独立战争前后美国报刊思想之演变》等论著三十多篇。目前正在进行的课题: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外传播思想史”,并参与国家九五社科重点项目“大众传播学”子课题研究。

  采访对象:黄旦 新闻与传播学专家 博导(以下简称黄)

  特约主持:金辉(以下简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