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在意大利大使馆看了徐星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去年早些时候就听说他在做一部片子,是关于文革的。前不久粗编版出来时,曾在一次小范围放映中看过一次。今晚的成品自然要比粗编版精细了许多,但并未有大改动。不知为何,两次观看,感受差异较大。(也许是片中有很多方言的缘故吧,粗编版没有字幕,成品加了英文字幕。)

《我的文革编年史》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徐星个人与家庭的文革经历,另一条是他所眼见的文革事件,两条线并行而后交叉,徐星以自述者和寻访者的双重身份出现在片中。

1972年,徐星正在上中学,在给同学颖涛的一封情书中大谈对时局的看法,惊慌失措的颖涛先是和密友商量如何是好,然后她们决定去问自己信赖的班主任,迎来的结局是徐星被送进了公安局,从此颖涛与徐星彼此杳无音信。30多年后,颖涛特地从美国赶到中国,片中两人对坐,娓娓道出往事;文革期间,流浪到青岛的徐星被当地人王太和收留,30多年后,徐星故地重游,寻访旧日恩人,当面忏悔自己当年曾心生歹念,想乘王太和出门买早点的功夫,偷走桌上价值300多元的手表;徐星还回到了自己插队的陕西志丹,探望当年的乡亲,寻访留在了陕西窑洞里的北京同乡……

还有这样一些徐星周围发生的文革旧事,借由当事者的追忆得到了重现:1966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直到如今,参与这件事的红卫兵,无一人站出来哪怕道一声歉。在纪录片导演胡杰的协助下,徐星见到了卞仲耘的丈夫,这位老人在妻子被打死的第二天去买了一台照相机,拍下了卞仲耘伤痕累累的尸体。大屏幕上,老人的神态与表情十分凝重,长时间的沉默无语让我感到窒息;南京的任毅,因创作知青歌曲《我的家乡》被打成反革命判处死刑,复议后改判十年得以侥幸生还,任毅和他的朋友在片中回忆了当年的惊险遭遇;重庆,文革的枪林弹雨中,母亲死在儿子的怀中,留下了五个尚未成人的儿女,徐星带着受难者的亲属重回故地,当年的惨景在口述回忆中得到了还原......

徐星的《我的文革编年史》不是一部“伤痕纪录片”,它并未继续八十年代“伤痕文学”式的控诉。在揭开文革这道中国人的伤痕的同时,它更像是一部思痛录与忏悔录——片中,表情木纳的随机受访者大都对文革起因这个问题一脸茫然;火车上,一位受访者则说:如果文革再度发生,要比当年更加严重;韶山,毛的纪念品已经成为价格昂贵的商品,对着毛主席像三鞠躬后,导游带领游人入乡随俗地冲着毛主席像许愿以求保佑平安……

这是一部令人欲哭无泪的纪录片,整个观看过程中,历史的荒谬感不时袭来。而这种荒谬感在今天则依然继续着——意大利大使馆的大厅聚集了200多位中外观众。观影结束后,一位中国老者发言。他说,如今的孩子们对文革的了解几近一张白纸,曾有年轻人被问及什么是“四人帮”,他们的答案是:马恩列斯吧,四大天王吧……

可这又怎么能怪这些孩子?

徐星是我尊敬的一位作家,八十年代,小说《无主题变奏》的阅读体验至今历历在目。和他初次见面是在去年的一个饭局上,当时并未有过多少交流。后来,我们有机会同往深圳,和他相处几日,体会了这个依然活得年轻、活得有力的老男孩身上的一腔热血。在我看来,《我的文革编年史》是他的这腔热血的又一次喷射。

今晚观影时,我的身边坐着一对母子。母亲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孩子看上去也就十岁。我不时侧目,发现在母亲仔细观看这部片子的时候,那孩子也从头到尾安静、认真地看完了整部纪录片。

走出大使馆,我给徐星发了短信,向他表达敬意。他回复,希望听到更多的批评。我想,这部片子的现实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的完美追求。它是一部每个中国人都该看看的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