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作品難以被影像化已經是公開的秘密,由於市場的緣故,電視劇版本被溫情化/瓊瑤化是完全可以預料的結果——電視觀眾需要消費的是大開大合的戲劇衝突,而張的寫作貫徹不徹底路線異常徹底,幾乎天然地缺少表面化的矛盾,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寫根本難以搬字過紙一一在文字銀行兌換成等值的鏡頭語言。

張的筆下,不僅主角被照顧得無微不至,就連對粗心的讀者一不小心就會錯過的閑角也不乏精妙的見解,像《半生緣》裏的這一段:曼楨在世鈞南京的家裏遇見正在籌備婚禮的翠芝與一鵬,說起要去上海辦嫁妝,翠芝的女同學竇文嫻說道:要買東西,是得到上海去。上海就是一個買東西,一個看電影,真方便!”“她這樣一個時髦人,卻不住在上海,始終認為是一個缺陷,所以一提起來,她的一種優越感和自卑感就交戰起來,她的喉嚨馬上變得很尖銳。閑閑數筆,一個上海人眼中小城裏的大小姐形象已經躍然紙上。 在電視劇的世界裏,竇小姐是註定要被忽略的角色——除非替她編排一段跟男主角的羅曼史。而站在小說讀者的立場,其形象自有一種觸手可及的戲味。其後竇小姐自然是過上了生活中沒有比在水果裏吃出一條蟲更可怕的事的貴婦生涯,但她的靈魂穿越時空,投身演藝事業,在現代的電影裏安身立命,便有了耐人尋味的變奏:《如果·》的孫納和《立春》的王彩玲。 


image

邊緣VS中心
兩位演藝圈秋菊都以鞏俐曾經最擅長處理的執拗女性形象在電影的世界裏追尋她們的“夢想”,她們起點容或不同,能力可能參差,但心理邏輯卻是驚人的一致:從“邊緣”到“中心”的接近與嚮往。在這裏,“邊緣”與“中心”不僅是地理上的相對距離,同時也是心理上的拉鋸戰——“邊緣”的出身固然不可改變,但隨著欲望的生長,“中心”的意涵卻可以無限延伸。

從小城“北漂”的孫納執意要闖蕩名氣界,在草台班歌舞團立足後便開始嚮往做電影明星,理由是“一個小歌廳坐滿了才多少人啊,一個電影院就能有這麼多人了!”在電影夢成真以後,孫納想像的“中心”又由北京變成了美國:“要拍電影當然要去好萊塢!”孫“被看見”的欲望是如此強烈,僅僅解釋為個人野心絕對是脫離時代背景的敷衍。想想與電影講述同時代的真實情況,有多少電影(女!)演員遠渡重洋?伴隨著一句發音蹩腳的英文臺詞“Its a big world out there!”,這一段從“邊緣”到“中心”的女性掙扎史,不正是全球化語境下第三世界面對發達國家的真實寫照?不斷被異化/奇觀化的“東方”,在“西方”的面前,恰恰一直是被放置於被動的/陰性的/邊緣的(被默認為等同於女性的)地位。要想贏得“中心”的目光,最簡單可行的捷徑就是從被邊緣化到主動邊緣化自身,自己先變身成為活動的“東方奇觀”。將這一套法則爛熟於胸,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娛樂圈人辦不是陳沖,不是章子怡,而是白靈。你可以不認同她甚至鄙視她,但事實就是事實。Sad but true


 image

VS
孫納的靈魂姐妹王彩玲的夢想是到北京唱歌劇。認識到這一點後,電影中縈繞不散的歌聲魅影頓時淪為背景音樂,皆因唱歌劇並非重點,到北京才是關鍵所系。雖然北京已然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了,王彩玲想像中的終極中心卻還不僅於此,而是唱到巴黎歌劇院去!” 

《立春》並不因為對王的命運之同情而發展成為一個為女性聲張的文本(蔣雯麗登峰造極的80年代醜女BETTY扮相實在令觀眾歎為觀止),其曖昧之點正是男/女之間基於對中心的嚮往而不斷換手的權力遊戲。清醒的觀眾不會忘記,王彩玲同樣利用了中心(北京)的誘惑對比她更處於劣勢的對象(歌廳服務生)進行了剝削,即便對方是普通認知裏處於強勢的男性。由此可見中心邊緣的吸引力是如何的強大到足以顛覆傳統觀念中既定的男女地位。電影一再直接間接地肯定王的才華,但卻一次又一次地給她以迎頭痛擊,除開人力無可把握的命運之說,矛頭無可避免地指向了體制的問題——作為王的參照物/對立面,手段卑劣的光頭女歌手正是因為贏得了CCTV(集權象徵)的比賽而成功走向通往中心的康莊大道,這一場女/女心理戰,展示的同樣是一場中心意識下鮮血淋漓的邊緣叢林生存圖景。不斷受到中心的排擠,王的失敗是建制壓迫下的必然結果,然而稍有一點性別政治觸覺的觀眾不會不感覺到最後一場獻給王彩玲的虛構華彩片段是如此地令人難以下嚥。因為諷刺的是,能夠為她實現這個夢中夢的恰是這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代表權力(POWER)的男性(導演)給予的施捨。為什麼導演認為他有這個能力(POWER)去賦予王彩玲這個夢境?為什麼觀眾都默許導演在鏡頭前任意醜化/擺佈女性身體,進而認同其有同樣的魔力可以令女性美夢成真?王彩玲的人生悲劇因為這個(反)高潮的結尾而徹底淪為了一個雙重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