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悲剧背后的悲剧


崔宇

我们多么希望悲剧回归到其本源、只是作为一种抒发英雄主义情怀的艺术形式,而不是真真切切地在现实中上演,但现实中上演的悲剧往往比艺术家的幻想更为惨烈和悲壮。我们不想详细回顾富士康今年以来发生的众所周知的悲剧,也不想提及媒体和公众赋予这一系列事件的令人反感的“冠名”,这既残忍又有不良的示范效应

如果悲剧总是相似的,而且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那么这个悲剧就不仅仅是富士康的悲剧,而是全社会的悲剧,是经济的悲剧,也是文化的悲剧,而且都是覆水难收的悲剧。因此,短时间内,要想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单纯依靠政府和企业的“良心发现”是完全不够的,正所谓积重难返,只有积极地展开“自救”,才有可能避免悲剧的进一步蔓延。

尽管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口碑并不算好,2006年左右还曾与某财经媒体对簿公堂,但实事求是地讲,把矛头完全指向富士康是草率和无力的。有两个简单又残酷的事实,一是富士康的员工自杀率并不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每年约有100万人自杀,每十万人中约有16人自杀,每40秒约有一人自杀,而1999年中国每十万人中约有13.9人自杀。据中央电视台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报告,200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0人左右。据报道,富士康目前在深圳的员工约有30多万人,其中普工约占一半左右,不必有些残酷地详细计算自杀率,但大致可以判断富士康的员工自杀率或普工自杀率至多是在全球或全国的平均水平线上。

二是,在民工荒的大背景下,富士康的招工状况依然良好,这显示了富士康相比同类企业,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据报道,目前富士康每天需要招工500人左右,招聘现场应聘者络绎不绝。虽然富士康同大多数代工企业一样只是把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普工的基本工资,但富士康2008年的《社会环境责任年报》显示了富士康起码还是遵守了《劳动法》,给予普工完善的社保福利(甚至还包括补充医疗保险)。

因此,富士康的悲剧只是中国现阶段依靠外资、廉价劳动力和加工贸易出口这一经济模式的悲剧缩影。虽然这一经济模式有其合理性,也是中国通过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的终南捷径,但这种经济模式带来的后果,就是对劳动力权利和保障的漠视,把劳动力物化为机器和企业追求效率的工具。在标准化和专业分工的作用下,劳动力只是从事重复劳动的“经济人”,而不是具有七情六欲的“社会人”。这种发轫于上世纪初的古典管理理念,还在21世纪的中国大地上野蛮生长,不能不说是一种人间悲剧。

其实,企业对于员工的关爱,并不仅仅体现在工资和福利上,更多的是如何把员工还原为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在严格监督和惩罚体制下的工具,只要管理者抛弃古典管理理论中弥漫的精英主义的“柏拉图情结”,做到这一点并不难。管理者应该向刘备学习,即使是略显虚伪的收买人心,也会让员工有相对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而这同样会满足富士康这类企业所追求的速度或效率,只有让员工满意才会让客户满意,否则难免会陷入和丰田一样的困境。

目前来看,如果政府不抛弃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如果企业家没有一定的自觉,富士康悲剧就不仅仅属于富士康。富士康还是《财富》500强中排名109位的所谓明星企业,可以想象其他的草根企业对劳动力的压榨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遗憾的是,经济模式的转变和企业家的自觉是逐步演化和进化的,这也意味着要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需要另辟蹊径,“高大全”式的道德诉求并不会让自杀者悬崖勒马。

一般来说,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才是自杀的高发人群,他们身体每况愈下,孤独和无助,容易让其产生“活够了”的念头。但是,中国的自杀群体有年轻化的趋势,富士康悲剧的主人公年龄都在18-24岁之间,他们中既包括学历较低的普通打工者,也包括学历较高的大学生,这说明虽然教育水平的差异可能并非导致自杀悲剧的主要原因。

自杀悲剧的发生可能还是由于中国年轻人在面对社会不公平现象时,缺乏文化关照和宗教情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以及大多数宗教都主张“博爱观”──爱自己更爱他人,这些都可以避免自杀悲剧的诞生。但中国的年轻人,特别是漂流在外的年轻人,远离了家,也远离了爱,他们需要在这个越来越原子化的社会重新被凝聚起来,而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拯救,拯救的同时也是自救,我们不要做一个占领道德制高点的看客,而忘记了自己的责任。

5月6日结束自己生命的卢新,在2009年富士康的才艺大赛中曾深情款款地演唱了罗大佑的《你的样子》──“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我们都是造物的恩宠,即使生活有些磨难,有些孤独,还要潇洒地活下去,将心事化进尘缘中。世界因乐观者而改变,因悲观者而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