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后,可能我会再次回忆起这一次午餐,所以不如现在花些时间把它写下来:同进午餐者是一位保守派的老教授,而这样的人,在世的,已不可多见。

还是称他为曼老师吧,去年5月是他第一次来中国,虽然作为邀请名目的上海论坛其实是一次让他感到不太舒服的经历,但还好那只需要他露露面、做个二十分钟的发言而已。而真正的秀,则是额外在哲学系、国政系做的一系列讲座,年逾八十的老人那回是累了个够呛……那次和某人一起陪他游览了上海、苏州,还记得当时自己猛准备了一天的“导游词儿”,体会就是:文化间的“翻译”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业。

一年后我又有机会在慕尼黑和曼老师见面。我在想:古风阵阵的曼老师大概在欧洲会有如鱼得水的感觉,据说在美国,校园里戴着帽子的曼老师是众多自由作派的学生们的“眼中钉”;而欧洲,至少现在在大街上仍能不时看到戴帽子的老绅士。

吃饭的地点是离曼老师公寓不远的一家泰国饭馆,这条街上既有慕尼黑大学的历史系、也有不少书店和众多的饭馆。之所以决定吃泰国饭,因为曼老师觉得这样我可以吃到米饭:显然在欧洲,我是客人,而他则摇身一变成了“二掌柜”,哈哈。我们选择街边的露天餐桌,阳光很好,“昨天我就在刚刚那个德国餐厅吃的饭呵呵!”显然曼老师在慕尼黑过得还挺开心,虽然也是三天两头得去去其它国家巡回巡回。我们各点了一份名字看起来很诱人的饭,要了啤酒和水,就正式开始聊天了:正如预期的那样从某人的近况开始谈起,然后亚里士多德、我的学习近况、现象学、德国、欧洲、修辞学、科学和非科学等等等等。


  “现象学是最好的现代哲学,因为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最接近。”

我想问问他现象学,他还是扯回了他的亚里士多德。但他的评价,我认为是极复合我最近的读书心得的。不过曼老师懂得些海德格尔,觉得他所分析的人的向死而生的此在现象仍然不一定普世,因为他没有看到,有很多人是不在乎死亡的。“那么现象学声称自己是严格的科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修辞(无论被现象学家本人意识到与否)?这是我自己的补充,和曼老师谈话很有意思,那是对话双方都必须同时在思考、对答产生的结果。其实很多问题是无法求得一致的答案的,除非探讨双方能够有求同的愿力。当然对于老者,作为满腹敬意的青年人的我,我是很愿意向老者的立场靠拢的,是不是这样会向“明见”更靠拢些呢?


  “他们想让它实现。”

我所尊重的另一位现象学家Sepp老师在前不久的一次现象学会议“欧洲与她的他者”总结发言中以这样的话结尾:“欧洲是乌托邦的欧洲,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欧洲。”我转述给了曼老师,曼老师不假思索地接道:“他们想让她实现。”到这儿,我彻底怀疑现象学方法的中立性,这是我一直没想明白的问题。而曼老师只是在自顾的思索中冒出一句“You doubt.”我则点点头,我知道这是个还需要三思的问题。他说,人都有各自的城邦,要教育出一个universal man很难很难。曼老师在引导青年人思考的同时,也给青年人以思考的空间。作为青年人的我,我栩栩如生地告诉他关于我的名字在欧洲同学那里引起的误解和笑话(要在饭桌上绘声绘色地讲笑话也是我在旅欧学习中的最大所得之一唉),引得曼老师直笑,最后我说,对于没有接触过中文的欧洲人来说,是很难想象中文这样一种语言的。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里有一句让人拍案叫绝的话:我严重怀疑中国人的语言是个聋子发明的,而欧洲语言则是个瞎子发明的。作为青年人的我,我也严重怀疑欧洲人的现象学仍然是个“瞎子”发明的,尽管它声称它要学会去“看”——抑或这预示着某个不错的开端?


  “他要想有资金研究那些等式,那他必须先说服别人。”

曼老师说《修辞学》是亚里士多德所有作品中最受忽视的一部,因为人们觉得它根本不是哲学。修辞在现在的人们看来,简直就是谎言的代名词。它是一种说服别人的手段和伎俩,干脆就是骗人的勾当。我知道,这反而是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反复批评的现象。在我又问起《形而上学》之后,曼老师饶有兴趣说起了他认识的一个同在慕尼黑作研究的物理学家,“他写了满黑板的等式,但没有人理解。这些等式就是科学,”“现在的学院里只区分‘科学’和‘非科学’,后者不是什么正面的词汇。等式是一套言说方式,但大众理解不了,哲学家所作的,就相当于是把这一套言说方式变成另一套别人能理解的言说方式。但你别忘了,这位物理学家他要想有资金研究那些等式,那他首先要做的是说服别人能给他资金才行。”“当然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会有《形而上学》,因为物理学是不够的,还要beyond物理学才行。”曼老师喜欢以例子讲他自己的思考,作为青年人的我,忙不迭地直点头就行了。


  “你有没有发觉,这儿的人都很高?”

如果说曼老师在上海的“最大发现”是中国人好多好多的话,那么曼老师在慕尼黑的“最大发现”恐怕就是“这儿的人都很高”~~我总算抓住一个可以不用“附和”他的机会了,我说我没觉着,因为我就不高,我无论在哪儿都觉得别人比我高,哈哈。曼老师没得到赞同若有所失的样子,又说在美国感觉自己和大家都差不多,怎么一到这儿就看到这么多“高人”了,尤其是那么多长得极高大的女人……这时他瞧了一眼走过去的一个德国女人,说“看,她就特别高。”我说可能是纬度高的原因,中国的北方人各头儿也很高。我这会儿才突然想起来,估计曼老师是觉得女人个子太高有损他的Manliness?^_^ 太可爱了:幸好我不是个大个儿女人。只要稍稍想象一下,如果曼老头儿和一个高大威猛的女人谈论男性气概……


  “德国学生比美国学生好很多。”

也许是我心里想和德国学生比比,于是问出了“你对德国学生印象如何”的问题。显然,与其说曼老师肯定德国学生,不如说他肯定欧洲的学术传统。尽管现在也不比从前,但毕竟那个传统的影响还是在的,至少对于学生而言,拉丁、希腊语不会像在美国那样让人陌生。从这点看,美国学生远不如德国学生。“而且德国人的英语也都很好,这也让我没有学德语的动力了呵呵。”说起德国人的美国情结,他倒说,其实很多德国人对美国政府的很多政策并不同意。“我有个德国朋友,他是1942年生的,他仍然能记得当年,美国人和苏联人在德国的那些残忍的争斗。”“要说德国为什么能从法西斯主义到现在的变化,因为德国其实自己也遭受了战争的很多的苦痛。”

话说回来,这家的泰式饭真很好吃。曼老师觉得有些辣,估计这让他想起了在“蜀菜行家”里的“悲惨遭遇”,嘿嘿。我们吃完饭,在曼老师的提议下,又点了两杯Espresso,所以这喝得很快,几口就没了。谈话也不知不觉很快,就结束了。曼老师很执意地付了所有的钱,说在欧洲,我是客人,又说他年纪比我大,又说这顿饭是他邀请我的。那可不是吗?无论如何,这顿饭吃得很实在,很实在。

阳光很好,一阵不舍的作别之后,看着曼老师沿街缓缓地走着,仍然带着顶绅士帽——比起上次来换了一顶浅色的新帽子——特意穿着那件上次送给他的复旦校名的淡蓝色罗纹T恤,但周围的人又哪会注意那位走过的老者呢……我定了定,转身进了旁边的学术书店,这样感觉会顺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