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的《笑谈三十年》相当一般,媒体将它炒作的如此火爆,我觉得挺反常,至于那些貌似科学的笑声次数统计和坚硬无比的票房收入统计,我觉得是因为,多年的文治武功之后,人们对于已经快要不记得『幽默』这个东西,笑点变得越来越低了。
 
坦白说,花六十块买票进去,我都会后悔的。
 
这不是地域问题,不是语言问题,真正的幽默和喜剧没有国界--打上字幕,我仍觉得美国的talk show 更好看,香港的栋笃笑可以连看几遍不厌倦。周老师称其内容95%为原创时,我倒是觉得挺搞笑的,他一点也不脸红--作为一个喜欢在网上看各种笑话的段子爱好者(还不算手机流传的各种段子),我替他脸红了。如今,就算是在吹水饭局上讲个笑话,我都要事先试探一下,问大家有没看过听过才敢讲,周老师讲到的『股市,××进去××出来』、『李宇春之生男生女都一样』『女人何苦难为女人』『叫小姐到夜总会』『no two no three,give you color see see』这样的老桥段,实在实在是有够火星,周老师还在一本正经的憋着讲,自我感觉良好的以为自己在镇定自若的抛包袱,那种情形相当滑稽,作为一个厚道的观众,我觉得应该配合的笑一下,捧个场,但实在不是因为讲的好。
 
事实上,精彩的『笑料』就算提前露底儿,再去演绎仍有魅力,刘宝瑞马三立的单口相声便是如此,可以重复的说很多场,周老师讲了半天,不过也是些浅薄的流行的段子而已,并不比北方的二人转、小品更有他所谓的文化内涵。文化内涵不是自己说有就可以有的。
 
什么会使我们发笑、感到快乐、乃至笑过之后若有所思?早期的卓别林电影里,钓鱼钓上一只靴子,都能令观众开心很久呢;而解放前热热闹闹的茶铺酒馆里,或者傍晚大树底下残灯月影里的荤笑话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无分中外,古代的小丑们对于权贵和强势阶层的嘲讽以及对自身困境的自嘲,也一直都是幽默中的经典。后来,经过无数次的『一统天下』这些好玩意儿都在中国不知不觉的消失了,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觉得埃塞俄比亚的一句谚语非常确切的表达了我们的国情:『当伟大的统治者经过的时候,明智的农民会深深地鞠躬并且默默地放屁』,既如此,谈何幽默?
 
其实,周立波也没敢把这个屁放响--笑谈三十年里 对温的调侃,显得分外别扭、暧昧,一点也不尽兴,总是在高潮快到的时候又冷淡下来,搞到最后,我甚至看不出究竟是种嘲讽还是拐着弯的拍马屁?难道这种暧昧不明就是周老师所说的上海式的幽默?
 
简单的说,有些人喜欢直接的表达,诉诸感官表达荒谬与巧合即可令人捧腹开心;有的人喜欢拐点弯,想一想略有深度的嘲讽之后会心的笑。
 
在电影《老井》里,生活清苦,水都喝不上,忙碌之后,晚上请瞎子唱曲儿时,仍有小伙子吆喝:来点儿荤的。
瞎子恭恭敬敬的说:上头有规定,不能唱荤曲儿。
后来荤曲儿还是唱了,电影上只有半截:『那个家伙不老实,把俺拉到了高粱地』(我已经Google出全篇,哈哈^_^),乱石堆上听曲儿的人们如醉如痴发出单纯的坏笑。这支传统在后来的二人转里信天游里都不少见,这大概就是周老师所不屑的『黄口』,但『黄口』的确是最原始最直接最有生命力受众最广的喜剧了。
 
搏人一乐而已,谈什么文化内涵之类玄之又玄的东西?好的滑稽剧诞生首先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需要一个健康活泼的社会背景,这样讲的人才敢讲,听的人也敢大声笑。美国的talk show 如此发达,正是社会环境使然,记得在《科伦拜的保龄球》这部纪录片里,有一个引用talk show的镜头,当天议院动议了一个关于枪支限制的议案,有议员发言建议提高子弹的售价,可以减少枪击案的发生,当晚的talk show节目中,一个酷似威尔.斯密斯的黑人兄弟,夸张的露着雪白的大板牙鬼头鬼脑的上场说:『嘿~~小子,你要小心哦,我现在就去多打一份工,分期付款买子弹干掉你』。这样的社会,连肥皂剧和电影里,都有这类幽默添姿添彩,如《南方公园》这样粗口横飞、又直接又过瘾直接诉诸『口腔快感』的成人动画片,相信看美国大片和连续剧长大的一代,对此不会陌生吧。
 
凡事都提美国好是不公平的,我们的月亮也有比美国圆的时候,在香港有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本土talk show--Stand up commedy (译为栋笃笑),其内容大部分都是关于政经或者娱乐人物的滑稽模仿和嘲讽,所有的桥段都来自身边发生的新闻事件,科学研究表明,人们的乐趣一大部分来自于『盼人仆街』,尤其是盼强势人物仆街,看这样的节目,怎会不开心?举例而言,过去那几年,香港人对董建华的挖苦嘲讽,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报章杂志电视节目里充满了对于董班子善意或者恶意高雅或者低俗的冷嘲热讽,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自然能欣赏一场充满了对特首调笑的栋笃笑,黄子华在《跟住去边度》中讲了个段子说,『最近,人们都在追看一些书,叫做《低B学开车》《低B学炒股》等等,看了这样的书,其实会令人更低B,不用说大家都明白啦,肯定有条友看了本《低B学做特首》。』,就算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低B』,大概也能听懂这个笑话,就像我对『白相、瘪三、打装模子』理解不深,一样也会觉得周立波那一段表演好玩好笑。

在一次黄子华的红馆栋笃笑上,第一排坐着还不是特首的曾荫权和仍是立法会主席的范徐丽泰其它几个高官,和大家一样开心的笑,不过讽刺到自己的时候,脸上也是青一阵紫一阵的不那么自然了。但这有什么呢?自信的人不会惧怕甚至会欣赏这样的讥讽。只有像陈凯歌这种对自己的电影心里没底儿的人才会对戏谑者气急败坏的说出:人不能无耻到这种程度。
 
当然,兄弟不是在这儿站着说话不腰疼,深知这样的弄法,在我们这个连笑一笑都要小心翼翼的环境里是出不了街的,可是回头想想,几千年都这么过来了嘛,难道我们的祖先,就不笑了?就没有幽默了?非也,笑这种东西,买不到,也卖不出,属于本能之一种,见人仆街,总是非常本能的忍不住开心,有压力要释放,就想搞一搞笑,越压抑的地方就释放的越多,去听一听传统经典的单口相声就知道,从古至今不愿放弃幽默权利的人们,发明了多种多样的搞法,我听过一些传统的单口相声,甚至饶有兴趣的看过一本厚厚的单口相声集,那是一种有点机智和辛酸的幽默,洋溢着一股落魄书生的味道,就像古人喝酒时行的雅令,和诗文有关、拆字算命有关和一些典故和打油诗有关(可以听听侯宝林的《讲帝号》),但最终都会指向对某个政权或者某种权威(例如道德权威)的嘲讽上。就算你没听过单口相声,总学过《连升三级》这一课吧---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就算在上千年历史的集权国家里,起码,在当朝总有嘲讽上一个朝代的自由,苏联倒掉后,『前排左起第三位是斯大林同志』(见注解)之类的政治笑话也繁荣的一塌糊涂,就是很好的旁证。
 
今时今日,我们可以说一点点关于文革年代的笑话了,那个时代过去,人们可以私下讲一点『毛主席去安源』这样的玩笑,不会被拉去毙掉,但眼前每日发生的荒诞现实,不能出现在晚间的talk show节目里,不能出现在许多天后的滑稽剧舞台上,不能出现在肥皂剧和电影里,甚至不能出现在春晚上,只能化为即刻的段子在网上飘来飘去,飘到『对不起,您访问的主题不存在』的那一天,想一想,还是有点遗憾的。这就是为何,当我在网易跟贴看到一个回帖时发出蒙娜丽莎式微笑的原因,该跟贴只有一句话:哇~~原来宋祖英的老公不是戴眼镜啊!(这个就不注解了,自己体会)
 
倘有一日,可得真的自由,这样的资源得以释放,周立波这样自以为『立足本土颇有文化内涵』的小聪明就麻利儿的靠边站了,我们会有笑不胜收的相声、小品、二人转、信天游、清口、黄口。那时的欢乐该多纯粹、过瘾~~
 
我记得高中时,和大家一样我有个令人深恶痛绝的训导主任,那时我们遇到他就烦恼无比,而我们班有个其貌不扬学习也不好的小男生,是我们的镇班之宝,仅仅因为他可以把政教主任说话的语气和神态模仿的惟妙惟肖,每当结束一天的疲累,回到宿舍,熄灯前的几分钟,我们都会请他表演,他装模作样的清清嗓子,弄一句:为严明校纪,教育本人.....我们马上就乐不可支了,这样的节目演足一学期,也看不厌倦。时至今日我终于明白,对威权的戏谑带来的快感是多么的强大、富有生命力。
 
周立波的笑料,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对小市民的嘲讽(比如那个非常恶心的咖啡和卡布其诺),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作为正在崛起的泱泱大国的一个蚁民,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足够悲哀和荒谬可笑了,进入剧院,想看比到强势人物的洋相,不想看到拿普通人的辛酸开涮,实在是还没有花钱受辱的胸襟。
 
就敬业程度而言,周也比不上和他年纪相若的黄子华,我看过黄子华的栋笃笑,差不多三个多小时,一人、一麦、一瓶水而已,靠一张嘴,两条腿,就那样走来走去的讲下来,不用看稿,不用搞什么特殊音效,老将许冠文也是如此。因此,对于周立波一会儿要看一下稿(大纲)划上几笔,我觉得相当的不专业,作为一个舞台表演者,台词关都没过,基本的马步都没扎稳,但他自我感觉太良好了。
 
关于现在周的表演,我的观感总结一下只有一句: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见注解)如果你知道这个典故,准会会心一笑,幽默就是这么简单、需要点到为止的心照不宣。
 
注解:
1.关于斯大林的笑话:据说,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有一次斯大林参观农场,在猪圈留影,报纸不知道该如何给图片配字,伟大领袖和猪,显然是不合适的,后来没办法了,配了『前排左起第三位是斯大林同志』
2.关于毛主席去安源:据说毛主席去安源这个油画,画上是姚文元搂着江青,暗指:毛主席去安源了。
3.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是TVB新闻片段,江怒斥香港记者时说:你们啊,naive,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