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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

/李桐

 

  漆黑的剧场,拥挤的人群,以及舞台上抵抗无边黑暗的孤独光影。201018的夜,我与赖声川的《宝岛一村》悄悄邂逅,与以往我看过的所有话剧一样,背景大抵如此,唯一不同的是,在三个半小时的漫长旅程中,我一次次清晰地听到有人轻声哭泣。戏如人生,无悲喜不成剧。然而在那一个寻常的冬日夜晚,欢笑只在瞬间爆发,忧伤却永恒。

  当眷村二代们追逐打斗之时,我忽然不合时宜地联想起起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是军人子弟,同是集体主义的孤儿,唯一不同的是,胜利者居住在大院,象征着权力与荣耀,失败者栖居于眷村,预示了挫败和悲情,大院的孩子们幻想要解放全人类,将鲜艳的战旗插上白宫,而眷村的子弟即便不如他们的长辈那样,心中写满乡愁,憧憬的不过只是孤岛上的城市文明。1940年代的中后期,还来不及放下同御外辱的豪情,他们的父辈便在战场上白刃相向,手足相残,这个民族无数的精英在一次次的杀戮中陨殁;最终胜负判定,成王败寇,无限恩怨付诸一道宽阔的海峡。

 

  冯翊纲的一口山东乡音让我想起1949年的端午节。那一天,解放军已经包围青岛,国军撤离行动开始。在刘安琪将军的指挥下,十万国军衔枚噤声疾走,几十艘运输舰,候在青岛外海。船只在九点四十五分启航,两千军人被遗落在码头上无法上船,随后爆发了大规模骚动。与那些被抛弃的袍泽相比,剧中的老朱是幸,还是不幸?在历史的大潮中,人命如蚁,这世界上所有的暂别,如果碰到乱世,就是永别。

  在随后的日子里,西岸,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东岸,从一个乡愁坠入另一个乡愁。悠悠一甲子,他们的文字繁简有别,他们的语言平仄不一,但无论怎样,共同的历史、饮食、血统,以及肤色,让他们之间的距离并不象彼此以为的那么遥远。

  赖声川和王伟忠在讲述中国近代史上仅见的一次战争移民的故事,似乎,它与生活在西岸的大多数并无关联,但是否因为血脉的关系,总有一些情感让你似曾相识。舞台上,当蒋公辞世的消息传来,老兵们那种绝望而无助的表情,在海峡这边的红色巨人陨落后,同样写在亿万普通民众的脸上。老兵们绝望于从此没有人可以带他们回到故乡,这一边的人们是绝望于从此没有人能引领他们走向共产主义么?

 

  那一个寻常的冬日夜晚,我浸泡在《宝岛一村》的气场中,在几乎窒息的时刻,我明白,那是因为我被屈中恒和万芳们裹挟进了我们共同的记忆。

  这绝不是只属于台湾眷村的故事。眷村的欢喜与悲伤、希望与绝望,同样属于海峡这一边跑步迈进共产主义运动中因饥荒而跑步迈进死亡的三千万同胞(这超越了自918日本侵华以来中国在战争中的全部人口损失)、上山下乡的一代中国青年、戍边垦荒最终老无所养的几代兵团战士和国营工厂的失业工人、一个个伟大工程后面背井离乡的人群、在许多次战争中将鲜血与生命留在南疆及异域,但随后被遗忘的军人、以及全球化时代里,将健康与青春奉献给城市却永远无法为城市接纳的新时代的中国农民。

  或许,正是因为所有这些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们,《宝岛一村》才能在意识形态迥异的西岸得到如此多的共鸣,收获如此热烈的掌声。

 

  王伟忠说这是一个不说就很可能会随时消逝的故事。在眷村消逝后,那些发生在眷村的故事必将在时间的流转中被人遗忘,我了解这种来自内心的紧迫感,就像,在古老的城墙与胡同被暴力拆除之后,那些属于城市的千年的历史正在成为纸上的传说。

  但王伟忠已足够令海峡这边的同行们感到羞愧。或许是同宗的缘故,海峡两岸的人们一样擅长破旧迎新,区别只在于,作为移民文化大成之地的台湾,更多一点对历史的敬畏,更多几分拒绝遗忘的勇气。在伟大的和谐盛世,我们不但有太多不说就可能会随时消逝的故事,还有更多黑白颠倒被当史实流传的谎言。

  小时侯,在我们的教科书和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传媒中:国军都有一个另一个名字----蒋匪军,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以为国军是国民党军的简称,后来才羞愧地发现,国军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

  同样,与台湾及全世界关于中国抗战史的记载不同,我们接受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抗战史----国军都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日本兵是被小兵张嘎、高家庄的民兵们,最多是李云龙们打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不知道长城会战、凇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太原会战、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也不知道中国远征军,因为李宗仁想埋骨乡梓,才勉强有了一部关于台儿庄的电影;在我们的历史书中,令日本人胆寒杜聿明、张灵甫们只是战犯或国民党反革命,相反千古汉奸张学良却因为救党有功被塑造成民族英雄。和很多人一样,在重新了解历史后,我内心充满了悲伤。 


  胜利者的故事可以如电影,随意的剪辑涂抹,运用大量特技;失败者的人生只能如话剧,在寂寞的舞台上独自讲述,然后默默承受战争的重压、离愁的暗伤。眷村的第一个春节,这些流离失所的老兵们面对明月,唱着《在东北的松花江上》,那里或是他们的家乡,或许,他们曾在白山黑水的土地上见证过太多的死亡与苦难。

  在我的教科书中,与血腥的锦州之战不同,长春被称为光荣的“和平解放”。这个和平的代价究竟有多大?当时,长春市民人口有五十万,加上无数从外地躲避战乱而来的难民,总人数大抵在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半年的“和平解放”后,解放军的统计说,全城人口剩下十七万人。总人数取下限,那么在“和平解放”的过程中,人口蒸发了六十三万。这六十三万人中,很少有能在围城中离开的,因为林彪自530便决定了封锁长春,封锁一切通道: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严禁城内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解放军激励士气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但城里,不只有蒋匪军。

  十万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在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伊通河贯穿长春市区,草木葱茏,游鱼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长春人心目中最温柔的母亲河,现在每座桥上守着国民党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桥,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形成一条三、四公里宽的中空地带,中空地带上尸体一望无际。到了炎热的七月,城内街上已经有弃尸。”(引自龙应台(大江大海,我的1949

  取最大值,就算一半是死于战斗的军人和殁于流弹、炮火的平民,也有三十万人死于饥饿。三十万,我唯一能联想起的只有南京。但在那场悲伤的战争中,不只有一个长春。

  如此,那些能够在1950年的春节,在异乡的土地上高唱《在东北的松花江上》的亚细亚的孤儿们,是幸运,还是不幸?

 

  不知道宋少卿演绎的周宁是否在长春之战中向解放军的阵地投下过炸弹,他在八年抗战中是否曾有过冒死与日军空中角力的故事?无论是反革命战犯,还是抗日英雄,和无数同时代的青年一样,他也曾经意气风发、年华正茂;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但在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由大江走向大海,在异乡的明月下,他栖息于眷村的士兵简陋宿舍中,慢慢地衰老。烈士暮年,终于重新踏上江南的土地,见证埋葬他父母的、战友的孤独的坟茔。弃我昔时笔,着我战时衿。曾经豪情万丈、少年壮志,但在历史的大潮褪后,所有人都在裸泳。

  这部戏的宣传单张上有这样的句子:这是一个生命故事、历史故事,也是快乐又动人的故事。但在那些被遗忘的历史面前,快乐是短暂的,悲伤却永恒。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心中也有一千种关于《宝岛一村》的解读。以上,是我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