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码字开始,还没有实实在在地写过老家的女人们,这一篇,就专作她们吧。

母亲

我最先想到也只能是母亲,毫无疑问,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说这样的话,不止是她生了我的肉体,更源于这个如今日渐苍老的农村妇女一辈子不断践行的生活哲学——善良,勤劳,隐忍,甚至是开放而跳跃的思维——像精神的DNA一样,遗传给了我和我的兄弟。母亲实在无比普通,作为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千千万万个妇女的一员,养猪种地,烧火做饭,并没有超出日常生活的光芒,但因缘际会,她生了我,成了我的母亲,在我心里,她也就成了老家女性的天然代表。

母亲比父亲大三岁,自结婚起,大概除了农民式的“婚姻式的爱情”,父亲对父亲还有些姐弟般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让她一辈子在父亲面前都处于“弱势,所有的好吃的好用的,除了我和弟弟,她都给了父亲。结婚之后,父亲几乎过上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我五岁左右,父亲受四爷爷的蛊惑,到村里的小学做了民办教师,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收入,且常常被乡里以各种名义扣掉。父亲还要在学校里吃午饭,有几年一年到头,不但一分钱不赚,还欠了学校几十块饭钱。这样的日子差不多有十年,都是母亲一个人的勤苦支撑全家,从春到秋,种田是她,薅草是她,收割是她,把粮食磨成面粉碾成米,最后做成饭的还是她。

母亲二十几岁时,我们还小,她也毕竟是年轻,自有年轻女人的爱好。有一年夏天,她日日早出晚归去挖药,两头不见太阳,两个多月断断续续上了三十天山,终于攒下一百块钱。她坐班车到乡里,千挑万选给自己买了一块表。这块表,她一戴就是二十年,现在依然不舍得扔,存放在扣箱的一个纸盒子里——那儿都是些不值钱她却当宝贝的东西:我和弟弟若干年写给她的信,我们小学时得过的奖状,幼年时的照片等等。这块手表,成了年轻的母亲最大的财富,有了这块表,她再同村里的妇女们一起下田,自己多少有了些卑微的自豪,当其他人抬头看着太阳估摸时间的时候,她就抬抬手腕,说:“十二点了呀,该回去喂猪了。”

年轻时的母亲,自然也爱美,有一阵子,二爷爷家的二姑从扎兰屯那边回来探亲,四爷爷家的四姑也从铅矿回娘家来,母亲和她们,以及村里相熟的几个妇女,整日穿的干干净净,相互串着门,一家一天轮流吃饭。不知道哪个提议,找人请了白庙子村的照相师傅,她们洗的清清爽爽,脸上擦了雪花膏,穿着鲜艳的红绿毛衣——虽然并不是穿毛衣的时令,但实在没有更鲜艳的衣服了——一起到南边的草场去拍照片。在我的记忆里,那几日的母亲,是她一生中最青春、最美丽的时刻。我总能记得当时的一张黑白照片:母亲坐在谷子地,紫红色的毛衣,头发卷着,戴一顶白色的凉帽,微笑,眼睛里荡漾着满足的神采。我很感谢照相师傅定格了这一刻,因为从母亲后来的生活往回去看,几乎可以这样说:她生命里只有这短短的一瞬,泥土和庄稼不再是她的命运,而是背景,仅仅为了衬托她而存在。此前和此后,她都被土地紧紧地困着,在干涩粗粒的土块上站着、蹲着、跪着干活。

农闲季节村里人家家都去山上挖药,赚几块买油盐酱醋的钱,母亲也去,总是步行,一天少说跑上百里。挖了几十年药,母亲唯一为自己买的东西就是那块手表。她从大山上背回的芍药、远志、黄芩、苍术,拎到村东头的供销社去卖掉,换回油盐酱醋,或者攒下来,等过年时扯几尺布,给我和弟弟做一身新衣服。等我和弟弟到十几岁后,每年暑假也同母亲一起去采药,回来换下一学期的课本费用。若干年一直如此,那是我成长时的辛苦,也是我少年时的快乐。等冰箱这种电器开始蔓延到农村,村东的供销社和小商店里夏日总会卖些冰棍雪糕,我们兜售了药材,总渴望能买两根冰棍来吃,收入好的时候,母亲会给我和弟弟一人买一根。我们先给她吃,她只是象征性地咬一小口,说:“哈,真凉。”然后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地消灭干净。几年后,我和弟弟都工作,父亲也终于转为公办教师,家里的债全部还完,母亲再去山上采药,卖完之后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买两根雪糕来吃了。终于有一天,她在电话中和我说:“这回吃足了,那些年真馋,舍不得吃,这回算吃足了。”

和我一起上学的伙伴,都陆陆续续辍学了,出副业,在家放羊,种地,母亲却坚定地供我读书。当这些伙伴们一个个给家里挣到了钱,或帮家里干了许多活的时候,我还只是父母看不见前路的负担。2000年,已经复读了两年的我,因为志愿填写不当,被大连的一所税务学校录取,我无法再拒绝这个大学,带着家里借的五千块钱只身去报道。可我心里一直有愤然和不甘,在那儿待了一个月,军训了一个月,忽然一天班长发下一个算盘来,我震惊不已,明白自己永远无法去当一个好会计,就想,我宁可去种地,也不要在这里浪费生命,便决定退学。

打电话给村东头的医生,让他通知母亲下午五点过来接电话,当时全村只有这一部电话。那天,母亲赶着驴车从地里往回拉玉米秸秆,她大概知道要发生什么,自己不敢去接,跑到学校找了父亲。下午,两个人到医生的小药房里,等着我的电话。我在电话里告诉父亲:“我要退学,不想念了。”父亲很愤怒,也很伤心,他无法理解其他孩子求还求不来的大学,我竟然不念了。那一次,因为自己对命运的不忿,也因为想打动远在内蒙的父母,我掉了眼泪。终于还是母亲心软,她在旁边和父亲说:“不愿意念就回来吧,让他回来。”父亲终于说了那句话:“你回来吧。”

我回来,在家里倒腾了一个月土肥。一天晚上,母亲说:“你还是再去复读一年吧。”其实,我一直在等这句话,只是自己万万没有脸去提起。我知道他们为我读书付出的辛苦与屈辱。母亲后来和我说,从我初中住校开始,她天天盼着我放假回家,可又怕我放假回家,因为每一次回来,总要带钱。有几次,她去村里有钱的人家里借钱,被冷言冷语顶了回来,就一个人躲在灶火坑前哭,哭完了想想不行,孩子还要上学呀,就抹一把眼泪,继续去求人,去借。那一段时间,家里甚至借过5分利的高利贷,每到年根,就会有村里人来家里讨债,母亲连忙沏茶、点烟,陪着笑脸,请人家宽限几日。事实上,那一段有不少亲戚家是有钱的,但没人愿意借出来,他们都不理解父母为何要拼死拼活供我和弟弟读书,觉得这钱借出去,可能就永远也还不起了。

2001年的秋天,我终于从学校传达室拿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坐班车回来,半路车胎爆了,天黑才到村里。母亲一如既往地在村口等我,我下车,告诉她:“妈,我考上了。”她并没有喜极而泣,只是说:“考上了?好,好。”然后带着我到供销社买了几瓶啤酒,回去和父亲、弟弟一起喝了庆祝。第二天,一家人依然早早起床,套上车,去北山上拉干草。许多年的期待和折腾之后,考中大学已经不那么令人激动了,但无论如何,我知道母亲在人前人后的腰板挺得直了些,渐渐的,曾经被村人瞧不起的贫穷,竟然会隐隐地成为一种光荣。“看人家那么穷,都把学生供出来了。”读大学时放假回家,母亲常常要拉着我去供销社买点什么,最初我不爱去,后来我明白了母亲的小小心思,便和她一起出门,穿过其实很短的马路,再回来。母亲是想不动声色地把她的儿子展示一下,从村人略带羡慕的眼神里获得她这一生唯一能获得的小小的虚荣。

现在的母亲,身体还算结实,但终归年龄越来越大,头发掉了许多,膝盖也总是疼。看着她日渐衰老,我不能责怪时间的无情,唯一可宽慰自己的是,日子不再那么艰难,我和弟弟都成了家,她的心,终于能从紧紧绷了近三十年的状态中稍稍舒缓。母亲的天性,也才在她半辈子之后,有了释放的可能。我才惊奇地发现,母亲有着很好的语言天赋和老家妇女极少见的幽默感,她常常用一句简单俗话,将我们苦苦经营的叙事解构掉。我们在镇子上给他们买了一台DVD机,还从北京带了正热播的几部电视剧的碟片回去,想让她和父亲没事的时候看。大家一起看《越狱》,说起电视里的谁谁怎么进监狱,如何冤枉,何等不公,我和弟弟甚至有点争论。母亲听了一会,突然说:“没别的,这些人就是命不好。”她这句话一出,我们竟然是无法反驳的,用农村人的观念来看,这句话已经解释了一切。

我出的两本书,都曾拿回家,本来只想做个留存。有一天母亲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你的书我看完了。”我本不曾想到她会读这种艰涩的文字,便随口问她感觉怎么样。“还行,”她说,“你撒谎撒得还行。”我心里笑了,她说得对,所谓的小说,不过是一种虚构,所谓的虚构,用农民的话来讲,也就是撒谎。

还有一次,我们从村西回来,看到路口停着一辆卖西瓜的车,一辆卖菜的车,一辆过路的汽车和一辆村里的三轮,我们都说:“怎么这么多车啊。”母亲赶着毛驴喊道:“快看快看,汽车开会了。”我暗自惊叹,不知道她是如何把一堆汽车转换到“汽车开会”这样的修辞。此后我常留心母亲的话,发现那些简单的世俗的话语里,有着潜在的伦理,强大的逻辑和表现力。也是从这一刻开始,我渐渐晓得,不该拿自己的眼睛去看她的生活,我努力尝试着用靠近她理解事物的方式去理解她,尝试着去感同身受她的喜怒哀乐。这时候,母亲不再仅仅是母亲,她成了一个老人,一个孩子,一个是实实在在的灵魂。

她依然不辍地劳作,几十年如一日,一个人侍弄几十亩地,养七八头猪,三十只鸡,二十只鸭子,四五十只羊,一头毛驴,锅里做着饭,院子里种着菜,手里搓洗着衣裳。以我现在的生存能力,我始终无法想象,母亲是如何承受这些纷繁复杂而且繁重无比的劳作。她的手,是这一切的见证。我还从未见有谁的手像母亲的手那样,除了坚硬的老茧就是裂纹,一到冬天,这双手一沾水就会针刺般地疼。我握着母亲的手,就好像握着她五十几年的辛苦,温暖而酸楚,老茧划着我的手心,粗粝如石头。而母亲不会想这么多,她会笑着舞动自己的手说:“这手多好,挠痒痒都不用痒痒挠了。”。

我当明白农民的辛苦也就是他们的命运,便不像少年时那样为此悲悲戚戚,反而是从根子上看清楚,他们比所谓的许多城里人,活得更丰富,也更高尚。8月份回老家,母亲讲起前一年收割玉米的情景。她说:“别人家都是两三口人收秋,咱们家你爸上班,就我一个人,怕落了后。”我知道,阔大的田野里,一旦别人的庄稼都收完拉走,只剩下你家的戳在那儿,牲口就会来糟蹋,也说不准有缺德的人来偷。因为进度缓慢,母亲着了急,早晨早早起来,腰也不直地干到晌午,回家吃口饭,喂猪喂鸡,狠狠地睡上一觉。等太阳偏西,不那么晒的时候,她就关好门,赶着驴车下田干活。太阳落山了,她吃块干粮,喝口凉开水,就着秋天又圆又大的月亮,干一整宿。母亲在闲聊中随口一说,我脑海里却立刻就显出了这个画面:月亮,黑魆魆的田野,一个人影挥舞镰刀,一棵一棵地把成熟的玉米秸秆割到,从田垄的这头,到田垄的那头,循环往复,天也静,地也无声,只有玉米叶子哗啦啦地响。我感到一种劳动的诗意,也感到了劳动的辛苦和寂静。我想象着那一夜母亲的内心,也许除了身体的疲乏,她也体验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感觉了吧。我可以肯定,那只是劳动本身,也是善和美本身,或者,就是人本身。

因为这一场景,我把母亲看做了在泥土里写作的诗人。我自然清醒地知道,在这所谓的美和善中,头发白了掉了,牙齿松了,腿脚蹒跚了,腰弯了。我也知道这个充满诗意的场景,在母亲五十几年的辛苦劳作的时间里,实在是轻薄的不值一提,但我还是珍爱它,把它当成是故乡之所谓故乡的一点根本,当成我在外漂泊迷惘时找到方向的灯火。

我们才从家里回北京没多久,有一天母亲突然打电话给我,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难过和委屈,我猜到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在我不停的询问下,她终于说,前几天上台阶绊倒,把腿磕了,本来以为没大事,可正面腿骨前起了一个鸡蛋大的包,走路都困难。我很着急,问她有没有去村东看看医生,她说去了,输了两天药水,可一点也不见好。

“赶紧去林东吧,”我说,“明天就去,必须去。”

“家里没人管啊。”她还是放心不下。

“没人管就不管。”我几乎是在吼,她终于同意了。

第二天,母亲坐班车到林东的一家医院,开了刀,她本计划第二天就回去,可因为淤血一时清理不干净,需要每天换药、输液,只能留在那儿,一呆就是十天。我每天早晚给她打一个电话,不是宽慰她腿伤,腿伤经过检查和治疗,我已经不太担心了,而是宽慰她对家里的惦记。她觉得自己在这儿,家里肯定鸡飞狗跳乱了套。不管我怎么阻拦,她还是比预期早两天回去了,好在腿伤已经没有大碍,半个月之后,彻底痊愈了。

又忽然一天,她打来电话,我细细听,口气里偷着小小的开心和得意,知道大概是有了好事情。果然,母亲说她和父亲去山里打杏核了,卖了八十块钱。我也很开心,因为母亲终于从腿伤得消沉中恢复了乐观。能跑到山上去打杏核,证明腿确实没有问题了。然而,接下来的十几天里,她几乎每天都上山。我又开始担心,问她在做什么,是家里要用钱么?她笑着说,不是,家里有钱,只是觉得前一段治腿花了一千多块钱,越想越觉得亏,她非要把这钱挣回来不可。果然,杏核打到一千块钱的时候,母亲不再上山了。

自从我结婚后,打电话给她,她总会说过几天我去北京吧,给你们做饭去。我开始很傻,直愣愣地说:“你来了家里怎么办,你不是离开家几天都不放心么?”过几天又说:“儿子,你给我弄个小推车,我也去北京,卖烙饼羊肉汤去,一个月也能挣不少钱。”后来,我终于明白母亲的心思,便和她说:“你来吧,来了我就给你弄个小车。”如此前后设想一番,似乎这事就要变成现实一样。过一段就要重复一遍,她并不觉得枯燥,我也为自己能成为她幻想的一部分而高兴。因为我已然知道,母亲的这些话,只是她对自己生活的一种幻想。她年过半百了,一直都是土里来土里去,她也一定设想过和现在不一样的生活,她也一定有简单却无法实现的梦,我愿意顺着她的幻想,为她构造出另一个可能的世界,让她在这个世界里,实现所有的渴望。

三十岁时,我才写第一首以母亲命名的诗,把它录在这,献给我的母亲。

母亲

 

从未对我说爱

你不知道这个字的许多含义

你说的是

谷物、牛羊和野草

是食物、鞋子和信

你爱着它们

而它们

是爱我的

 

全部时光都被打包

像割完的麦子

我来到城市

每一个清晨到夜晚,背着它

不觉得沉

也不思念故乡

 

我多么想

照耀我的那些光也照耀你

不,应该是

我多么想

自己也能发光

为着更弱小的微尘

 

母亲,如果你给我的一切

我都能还给这世界

这世界就能以爱命名

爱不是耻辱

是饥渴

像我最初饥渴你的乳汁

 

好吧,让我们相爱

太阳升起之前

让母亲和儿子拥抱

粮食和土地成熟

让一代人

爱另一代人

 

二娘与两个堂姐

这里说的二娘,就是《三叔》那篇里给文迪打针的二大爷的老婆,也就是二爷爷的儿媳妇;两个堂姐,是她的大女儿和小女儿。

二娘在村里,也算是个人物,因为忽然有一天,她宣告说自己能下神了。我还小,住在爷爷奶奶家,奶奶因为哮喘和其他病症,总是身体不适,常常卧在炕上几天不能下地。看了邻村大大小小的医生,总不见好转,二娘就拎着自己的烟袋说,大娘,我给你看看吧。家里人起初也并不信什么,姑且一试。

晚上黑了天,二娘来奶奶屋里,点着昏黄的煤油灯。二娘指使小姑去拿了一根筷子,一只碗,把桌子放在炕中间。二年端坐在炕上,把晚扣在桌子上,拿起筷子问:“不要新的,要老的。”小姑就说,是老的,用了好多年了。二娘点点头,把已经磨得圆圆的筷子小头立在碗底,说:“站住,站住。”然后慢慢撒开手,那根黑黑的筷子竟然就立在光滑的碗底了。然后二娘就说,快看看,快看看,是不是没影。果然就没影子。

二娘让众人都不要出声,屋子里只听见奶奶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过了大概一分钟,灯花啪地爆了一下,那根筷子开始倒向一方。二娘嗖地地下,到筷子倒的一方去,似乎在捕捉什么,嘴里念念叨叨:“回去吧,都回去吧,别折腾老太太了。知道你们不放心,都回去吧,家里好好的。”过一会回来,到奶奶耳边说:“大娘,没事了。”

之后到西屋,大伙都问二娘是怎么回事。二娘拿出烟袋,说等我歇歇,抽袋烟,把烟笸箩抓过去,从里面捻出细细的烟末填在烟袋锅子里,摁瓷实了,划一根洋火,把烟袋点着,深深吸一口。灰色的烟从她嘴里吐出来,话也吐出来:“我大娘这不是病,是爷爷奶奶想家了,从那边回来看看。看看归看看,可大娘身子弱,经不住呀,就害病。我已经把爷爷奶奶送回去了。”然后二娘告诉父亲和三叔,让他们明天去买点海纸,给我太爷爷太奶奶烧了去,老人估计也是没钱花了。“送回去是送回去了,可不能什么也不给拿呀,那边过日子也不易。”二娘补了一句。

第二日,父亲他们去上了坟。又过了几天,也不知道是哪味药起了作用,还是二娘的法力见了效,奶奶缓了过来,又能下地烧火做饭,能背着小孙子到街上遛弯了。

自此,在大家半信半疑中,二娘也就小有神明,算做一号人物了。二娘的神通,也不见得总是灵,否则她不会被蛇咬一口。村子里一到秋天,都会去山上打羊草,草里常有各种蛇。二娘在打草的时候,被蛇咬了一口,急急被送回家,村里的医生做了简单的处理,赶紧找车到林东去,开刀,往外挤黑血,一连挤了好些天,加上打针输液吃药,才算是把毒清理干净。后来,她又得了一次掉檐风,也就是中风,治了许久才好,但嘴却斜了,她本来就洗好抽烟袋,一面嘴斜了之后就把烟袋叼在那边,好像嘴斜全是烟袋压的。有人打趣她,没算到自己有此一难,她摆摆手:“医生治不了自己,算卦的也算不了自己。”

二娘的大女儿,读书比我早三年,小学时在父亲的班里,常被她用杨树条打,后来还埋怨父亲:“二叔,都怨你,念书的时候不狠点打我,狠点打我学习好,也考上学,不种地了。”父亲会笑着说:“这打你们几下子还不乐意的,拿眼睛瞪我,还狠点打。”大姐念书,并不是很好,但自有女孩子的刻苦用功,也曾奢想过通过读书摆脱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我读初一,她读初三,初一放农忙假,初三补课,我却在村里的地头看见大姐在耪地。我问她怎么回来了,她说不念了,二娘不让她念。她是回来要补习费的,因为十几块钱的补习费,让二娘觉得读书是一个无底洞,多少钱也不够花,还觉着,姑娘家读得再好,将来嫁了人也就是别人家的人,亏。

几年后,我到镇子上的高中读书,大姐曾给我写信,诉说辍学务农的苦恼,我年纪也小,只能回信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种听来的话,没想到大姐一直记得,后来在一起吃饭喝酒,有些醉意的时候,她便唤我的小名,谢我,说这句话对她的安慰和鼓舞。

二姐也辍学,她们便同二娘家东院的一个沾着亲戚的兄弟到沙那水库打工。不管做什么,总算是离开了土地,且离开了家长的约束,有了难得的自由,她们开始显现出一种青年人该有的活泼。偶尔回一次家,带回来些泡泡糖、面包类的东西给家人。这一段时间的大姐和二姐,似乎看到了某种朦胧的希望。村里有喜事,请人坐桌吃饭,她们渐渐被当成客对待,可以上桌子,和从前只能仰望的叔叔伯伯一切划拳斗酒。而且因为从来都不许她们喝酒,这一放开,就有点天生好酒量的意思,不久她们姐俩都有了点酒名。

大姐曾立誓要嫁到远处,离开这个山沟沟,后来经人介绍,她果然嫁给了一个远处的男人。大姐夫家在内蒙集宁,离我们村几千里地,十几岁就到草原上去放羊,一干就是七八年。大姐实现了嫁得远的誓言,却始终离不开这个小小的村庄,因为大姐夫家那儿,似乎比我们这儿还要穷困。大姐和大姐夫,便在村子里买了一处二手院子,定了居。好在大姐夫若干年的风水雨打,练就了一身手艺:泥瓦活、木工活都能,大姐的户口没有迁走,也就还有口粮田,两个人日子过得还算顺当。只是大姐夫爱喝酒,因为当年在草原上放羊,整日和蒙古人喝酒,养成了习惯。一旦喝多醉了,便满村子串门,有人家的狗扑过来撕咬他,他竟然能捉住狗的两条前腿,对着张牙咧嘴的恶犬嘿嘿笑。

大姐生了一个女儿,还在怀孕的时候就让我给小孩起名字。“你念书多,给起个好听的名字。”我在家里许多次受此重托,几乎是翻遍了手头的字典词典,起了四五个名字给她。后来再回去,听见人们喊她女儿的名字,知道我挖空心思起的那些名字,都不入她们的法眼。大概,我给亲戚们的孩子起的名字,一个都不曾采纳。这些被父母给予了无限期待的孩子,只是叫了敏、峰、明之类的普通名字,当时我曾有挫败感,后来终于警醒到自己眼界的浅显。她们给孩子起名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给自己的一生做规划和总结,孩子就是她们的天和地。

从女儿出生起,大姐已经给她规划好的几十年的道路,上了幼儿园,她去接孩子,经常和老师讨论教育方法,过年过节时,也会同其他家长一样给老师送点礼物,每一次都为送什么和送多少费劲脑汁。

是的,大姐把所有的一切都倾注在女儿身上了,几乎所有的农村人,都是如此。我能理解这些,我也悲哀这些,我甚至无法确切地说出,她们有没有实实在在地为自己活过。结婚之前,他们是父母的延续,结婚之后,他们又把自己的整个生命投注到儿女身上。他们也想为自己活,但现在的生活不给这个机会,因为他们绝不能接受儿女再重复他们的命运。那好吧,就把最好的衣服、食物给他们,期望他们好好读书,将来走过这艰险的独木桥改变自己的命运。

 

小姑

我和弟弟五岁之前,多是住在爷爷奶奶那儿,那时小姑才十几岁。小姑和一个叫凤英的表姐一起初中,中学的日子极苦,有人去乡里看自己的孩子,老姑让人捎话,说不想念书了。爷爷听了,说不念就不念吧,赶着骡子车,跑了四十多里路把她给接了回来。凤英却一直坚持念书,考高中不中,复读,高中考大学不中,连年复读,终于考到了呼市去,毕业后成了国家正式职工,住上了楼房。每每说起这个,小姑都后悔之极,埋怨爷爷过去把她接了回来。

辍学后,小姑在家里烦躁郁闷,幻想着过不一样的生活,我和弟弟两个不大的孩子总在眼前晃来晃去,她不开心时,就会呲我们一顿,或者让我们到院子里罚站。但有时候,小姑又同我们玩得很好,比如她幻想自己是舞蹈演员,就在墙头、炕沿上压腿,也指导我们压,引为同类。听了收音机里的音乐,她也幻想自己是个歌手,用一块木头做吉他,最终只做出了一个类似吉他形状的东西,很快变成了烧柴,填了灶膛。跟着家人种了几年地,她实在熬不住,求了爷爷好些天,终于跟着姑父去到北京打工。可几个月之后就回来了,她说在饭馆里洗碗,活累钱少,还被人瞧不起,变辞了工作回了老家。此后,她再也不想外面的世界,老老实实接受了自己做农民的命运。

如果说小姑还有过另一次小小的抗争,那一定是连她自己都忘记了的那次爱情。我记不清哪一年,总之是个夏末初秋的时候,二爷爷家来了一家很远的亲戚,是弹棉花的。他们在二爷爷家的仓房里支起弓子,嘭嘭嘭地整夜整夜弹棉花,村子里的妇女们连忙把盖了许多年的被子拆洗,将已经发黑发硬的棉被芯拿去,让弹棉花的人把棉絮重新弹到松软。这一家里,有一个小伙子,很高的个头,头发略略有些卷,因为走南闯北见识过许多的事情和场面,说话办事也都带着一些与众不同的气息。小姑和他两个,渐渐有了好感。

有个晚上,15瓦的灯泡周围盘旋着许多小蝇虫,老姑和这个小伙子一个坐在爷爷家的炕头,一个坐在炕梢,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我同几个弟弟在炕里,玩一把几乎烂掉的扑克,小姑几次柔声细语地和我们说:“你们去外面玩吧,外面凉快。”我和弟弟们叫嚷着,说外面黑,没有灯。过一会,小姑又让我们去西屋玩,我们也没有理睬。又过了一会,小伙子站起来走了,小姑把他送出门,回来后冲我们发火:“这群破孩子,整天在这干啥,自己又不是没有家。”可她得愤怒很快便成了伤心,我们知道无意中闯了祸,赶紧鸟兽散了。出门的时候,我看见小姑趴在了炕根的枕头上。也许,她哭了。

没过几天,村子里该弹的棉花全都弹完,这家人收拾家伙事,往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小姑和这个小伙子,再也没见过面。若干年后,当我谈起恋爱,通晓了一个青年人的心思,才发觉当时我们这群孩子,给小姑留下了多么大的遗憾。或许,她并没想过要嫁给这个流浪的手艺人,而只是觉得他和村里的小伙子是不同的,只是想同他畅快地谈一次心。又或许,她也谋划过同这个可人的青年一起走掉,不再缠绕在老家的土地上。这种懵懂而朦胧的情感,是她一生中仅有的浪漫机会。我没问过小姑是否还记得那个夜晚,但我能猜到她的答案。

小姑谈了别人介绍的对象,她和对象去乡里置办结婚的东西,特意到中学去找我,还悄悄问我这个对象怎么样。我说,嗯,看起来挺好。小姑很快结了婚,生了孩子,身材发胖,性情变得越来越温顺,除了和最熟的几个人之外,很少说话,总是无声地微笑着。我和弟弟骑着摩托车去给她拜年,她就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吃。我和她开玩笑,说:“小姑,小时候你老打我们,现在把好东西都给我们吃啊。”小姑就会开心地笑,说:“谁让你们那时候气人呢。”

她大概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为何会容易生气了罢,她的人生,都被种田、养猪、喂鸡、做饭、伺候丈夫和儿女占得满满当当,不再有个人的空隙,没有这个空隙,也就不再有气了。她的人生,悲哀而又幸运地融进了一个庞大无比的系统之中,缓缓地、无意识地转动着。

 

写到这里,我想起《昨天今天明天》那个小品,这个有名的小品,人们执着地为里面的包袱捧腹大笑,却不知最有价值的是一句普通的话:“昨天坐火车来的,今天录节目,明天回去。”对农民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是他们意识中的概念,昨天、今天、明天作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隐喻就更毫无意义。在农村,时间和空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日子循环往复,犹如一条田垄掉过头来是另一条田垄,犹如耕种完了收割,收割完了继续耕种,犹如一代人总是沿着上一代人的足迹过完一生。在那些实实在在的劳作和无形的命运中,有一个巨大的齿轮循环往复地转动着,无论是母亲、二娘、大姐还是小姑,她们就生活在这样的运转中,既是它的润滑剂,又被它一点点地碾碎。

 

预告:老家人之六: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