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王璞在小说中暗示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这样的时刻吧,就是不再玩捉迷藏了。这标志着他开始进入成年”,“一切都从一次捉迷藏开始”,“如若当时就感觉到,也许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一切。”这篇小说存在一个令读者期待的节点,当这个节点到来,小说便将进入高潮。显然,作者的一再暗示,具有诱惑力。由此,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渴望触到这个节点,同时,能够压制获知结局的愿望,这是一个等候阅读冲击力到来的过程。这篇小说的长铺垫,是在不断蓄势,直到作家所说的“这样的时刻”到来。

读完小说,重新回头检视,这才发现这篇小说的铺垫确实很长,几乎用去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这么长的铺垫,若非十分必要,作家没必要去冒这个险。要让读者兴味盎然地读下去,显然需要作者具有异常高超的叙事技艺,否则做不到。最好的叙事效果,则是让大家感受不到这是某种铺垫。铺垫在全篇的功能是铺垫,它本身则和小说其他任何部分一样,是有机体的一部分,并不是多余的,而最初要隐藏它作为铺垫,还要令读者感兴趣,殊为不易。尤其对待这么长的铺垫,如果不是将它作为重要的小说构成部分来写,是要失败的。

小说的开头这样写道:“我想,没一个人小时候没玩过捉迷藏这游戏吧?你也许不知道跳房子是怎么回事,你也许没玩过跷跷板,……但是一定玩过捉迷藏。”小说一开头就试图奠定一个问答互动的模式,召唤读者进入其中,勾起读者对捉迷藏这种游戏的回忆。这种简单、轻松的游戏,回忆起来是愉悦的,也是大家共有的美好记忆。然后,作家又抛出了一个问题:“可我几乎忘了,我小时候是从何时开始突然中断玩捉迷藏”。读到这里,读者也会停下来,想一想自己,自己是什么时候中断捉迷藏的?作者一直在贴着读者的思考写,她紧接着写道:“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这样的时刻吧,就是不再玩捉迷藏了。这标志着他开始进入成年。但很多人都把这样的时刻忽略了。有些人是有意的,有些人是无意的。”显然,我们大多是“无意的”结束了玩捉迷藏的岁月。作者于是也写道:“我大概属于后者。”作家在这篇小说中一直是问题的提出者,并且,在替代读者回答问题。她提出了令人感到有意思的问题,也替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直到“我”唤起关于“我”最后一次玩捉迷藏的回忆,而此时读者在作者的暗示下,已经对即将发生的一切生出兴趣。作家在写作中将读者的接受计算在内,是素质的体现,也是写作有充分准备的体现。

在捉迷藏的游戏中,有一个人是要躲起来的,这个人的胜利意味着不被发现,成为在场的失踪者。在王璞的这篇小说中,这个在捉迷藏时躲起来的胜利者是“我”。对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这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也就是小说之前暗示的“这样的时刻”——小说中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二毛、小娅和苏苏作为时代的经历者,没有亲见这夜所发生的一切,那天“我们”在图书馆里捉迷藏,“我们”属于在场的失踪者。尽管如此,但“这样的时刻”依旧使一切发生了改变——这是读者早就从暗示中知道的结果,但依旧令人感到吃惊:

那一夜,“我”被一起捉迷藏的二毛、小娅和苏苏锁在图书馆里面整整一夜,从而,对朋友间的友情产生阴影。我本以为养母会因为焦急而责骂我一夜未归,但这一切没有发生,养母只告诉“我”:“你姥姥死了”,“姥姥死了,是被他们打死的”。而“我”,没有对养母的话做出半点回应。“我没能理解我父母对我失踪一夜不理不睬的冷漠,正如他们未能理解我对姥姥之死的冷漠”,“我”这才真实地体会到自己只是他们的养女。孤苦无依,寒彻骨的人生体验,正是来自朋友和亲人。这个被领养的少女“本是个快乐的女孩”,姥姥在解放前开过饭庄,“即便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家的饭桌上也总有两三样菜”,“我从来没有挨过他们的打。我父亲虽然脾气不大好,但从来没对我发作过”。而她喜欢玩捉迷藏的游戏,则是因为和小朋友玩其他游戏时,经常被当做“搭头”,心灵受过创伤。

那夜之后,“我”在伤痛之后步入成熟;那夜之后,小娅疯了,被送进精神病医院;那夜之后,二毛变成了同学们眼中的“狗崽子”。可以说,“我们”的童真岁月,皆被中断。但“无论我父母,还是二毛她们,都好像从来没想到要对那一夜发生过的事情做一点解释。”

这篇成长小说携带着极强的能量,它远远超出了成长小说的价值,应该是胡适眼中的“时代的横切面”,这在阅读这篇小说之初是不曾料到的,而小说书写那个年代的笔墨也是胡适所说的“最经济”的,极少。王璞笔力的雄奇、冷峻,在作品中展示得淋漓尽致。她是一个胸中丘壑的作家,是一个在伤痕累累处播撒爱的种子和希冀的作家。她写道:“我把它讲给我儿子听,希望他对其中的意义比我明白得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