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元者:寻求心灵亲证的美学家
温州学人对话录
2007-01-25 
 

  简介郑元者,1964年10月出生于乐清象阳镇下渎村。1984年从乐清中学考取原杭州大学中文系,1991年获硕士学位后即考取复旦大学蒋孔阳教授美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1994年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分别于1998年、2000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教授,2001年始任博士生导师,2005年始任博士后的联系导师。现任复旦大学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含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会长、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稻作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等。2000年获教育部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上海市“曙光学者”称号,2002年入选中央统战部“华夏英才基金”。

  他的主要著作有《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美学观礼》《美学心韵》《美学与艺术人类学论集》等,主要译著有《神圣的饥饿》《数字人类学》,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除了继续坚持文艺学、美学的高端学术研究外,几年前还在复旦大学领衔创建了民俗学硕士学位授予点、与民间文学交叉的我国第一个艺术人类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

  美学大家蒋孔阳的高足

  “在多年的相处中,我深深地感到元者是位严谨的学者,一个诚心诚意、堂堂正正的读书人。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

  ——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在《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该书是我国学者对“艺术起源”这一美学难题成功地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并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问题解决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作者在中国美学界、人类学界颇有名声,他的名字叫郑元者,是温州人。

  说起来好笑,去上海之前,我曾经想象这位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的形象,定将是西装革履,戴着无框眼镜,一副大学者派头。然而。当我在复旦大学的光华楼找到郑元者时,他的形象与我的想象截然相反。他的个子不高,穿得很休闲,那天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仿佛是在校大学生的打扮,无拘无束。说起话来则滔滔不绝,谁也别想阻拦,那逻辑的紧密,遣词的精确,确是典型的学者风度。在他的身上可以发现温州人的一些特点,同时又具备现代学者独特的视野和认识的高度。

  金:近二十年来,您在美学与艺术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上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历史优先性原则”、艺术起源的“问题环”、文艺学与人类学美学研究的情境观念、实验性写作等一系列原创性的学术命题。正如一些学者评价的,您为当代人类学美学和艺术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称您为“我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您是如何走上美学研究道路的?

  郑:你提的这个问题也曾有人问过,其中还有我的同行。我总是把我中学老师王俭美作为我的美学启蒙老师,把与他的交往引为有生以来最关键、最富诗意的时光之一。他后来离开学校赴西藏工作,归来之际他选择了赴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并且读了在职研究生,后来他又到了异国他乡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以致多年断了音讯。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难以忘怀的美学启蒙老师。同时,我也应该庆幸自己第一次高考的失利,要是没有那次失利,很可能也就无法演化出我今天的生活世界和学术天地。

  难忘家乡纷飞的雪花

  金:命运是很会捉弄人的。您也曾经历过高考的失利?那是很刻骨铭心的,您还记得当年在家乡读书的情景吗?

  郑:当然记得。我的父母都是朴实厚道的农民,父亲读过几年书,母亲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我的童年是在与小伙伴一起捉泥鳅、抓青蛙和钓鱼中度过的,9岁才上学。1972年初春的一天,在村小老师钱莲香一只乒乓球的诱哄下,我被领进了象阳镇下渎小学的课堂。从此,开始了长达22年不间断的求学生涯。由于家境贫寒,念小学期间,经常会为付不出一学期5角钱的学费而发愁,有时没钱买纸张和铅笔,只好经常用手指或小木条在田间练字。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课余时间我还有过割草、卖甘蔗、卖毛竹、养鹅、养蚕、种蘑菇甚至在村里的碾米厂负责开发票之类的经历。记得在一次升学考试的前一天,数十只鹅嗷嗷待哺,家中的备草已荡然无存,为了不让它们挨饿,我不得不冒着纷飞的雪花去离村很远的田间放鹅,鹅在田里吃草,我躲在山坳的岩壁下复习迎考,鹅倒是吃饱了,我却被冻得快要不行了。有了这么一次经历,估计我一辈子都难以对下雪天或雪景产生什么美感。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作家,可是当我在乐清中学参加第一次高考时,虽然喜欢文科,最终考虑下来还是报考了理科,结果失利。

  金:人世间失利其实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暴自弃,不再拼搏,我从您的身上看到了拼博的个性。是不是就在这时您遇到了王俭美老师?

  郑:是的。后来在乐清中学王俭美、周方华、叶际素等老师的斡旋和帮助下,我成了文科班的“旁听生”。在王老师的宿舍里我看到了大量的美学、心理学、宗教学等藏书,满足了我异常旺盛的求知欲,使我在上大学之前就对美学有了某种程度的心智验证和知识积累,为我今后走上美学研究的道路奠定了原发性的兴奋点。

  挑战生理极限的苦读

  金:听说您在杭州大学读书时也是殊死拼博地苦读,而学校定发给您的是每月17元5角的二等助学金,您的4年本科学习就是以此来维持的,是这样的吗?

  郑:基本上是这样的,特别困难的时候家里、亲友、几位很要好的同学也给过珍贵的帮助,迄今还感恩在心。1984年跨入大学校园后,美学书籍自然成了阅读重点,尤其是对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宗教学、民俗学和《马恩全集》下过一番苦工。也正是在这样一种高强度的近乎疯狂的书海战中,我深切地意识到了生命的短促,意识到一个人应该在自己有限的生命舞台上集中精力做好少数几件事,特别是生命中最重要、最有能力完成同时也是最具人生价值的事情。从那时起,在我的心灵深处就认定了一种学者化的生活方式。

  为此,我开始向自己的生理极限挑战,把自己每晚的睡眠时间压缩到5小时左右,还取消了午睡。由于宿舍晚上总是按时熄灯,只好在宿舍走廊上或盥洗室里架凳为桌,虽然灯光昏暗了些,但夜深人静,读书效果倒不错。可惜的是,宿舍走廊上和盥洗室里的玻璃窗时而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敲掉,刺骨的寒风夺窗而入,这令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小时候在下雪天一边放鹅一边读书的滋味。无奈之下,只得去捡一个乐口福罐子,在其侧面竖着剪出一道口子,顶部钻出一个小洞口,然后把特地从乐清带来的煤油灯放进去,让一缕灯光直打在书上,这样既不大妨碍室友们睡觉,自己又可以坐在被窝里看书,只是一个冬天下来,睡在上铺的那位室友的帐子被煤油灯熏得乌黑一片,这是迄今还深以为歉的。

  创立艺术人类学理论

  金:真是难能可贵啊!历史上晋人有映雪囊萤苦读的故事,今天的您也像是当年孙康、车胤那样了。俗话说,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相信,您的苦读换来的也必将是丰硕的成果吧?

  郑:那也谈不上啊。1988年本科毕业后,我继续在杭大攻读文艺美学的硕士学位,其间完成了专著《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一书,想不到后来得到不少学界同行的鼓励和好评。1991年开始在复旦大学蒋孔阳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也未曾有过丝毫的懈怠,仍是拼命地苦读。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前夕,不少好心人劝我这个温州人应该尽快让自己在经济上打一个翻身仗,而我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校任教,努力在纯学术方面寻求更大的发展。我想,蒋先生虽已仙逝,但他的美学思想还在,他的学术精神还在,应该把他的学术思想和精神发扬光大。

  金:蒋先生可是美学大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的美学热,涌现了朱光潜、宗白华、王朝闻、蒋孔阳、蔡仪、李泽厚等美学大家。记得“美在创造中”,是蒋先生一部自选集的书名,也是他美学思想体系的凝炼,反映了这位著名学者、复旦大学老教授的学问人生。您得到他的教诲也是您的荣幸。您在读研究生时就出版了专著《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这是很了不起的。据我所知,《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是您的代表作之一,您认为这部专著有何突破?

  郑:关于艺术的起源问题,几千年来西方理论家和思想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拙著《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将艺术起源问题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这样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的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这部著作出版之后,我更着力于探索中国美学、艺术人类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中的中国问题、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的发生和深层逻辑。

    

  也说“一个馒头”的恶搞

  金:您是从学理层面来研究美学的,我想最后请教您一个当下生活中的美学问题。自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了影视大片《无极》之后,颠覆权威的作品层出不穷,连连发生,就是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也被恶搞成《潘冬子参赛记》。您觉得这种文化现象正常否,您是如何看待这种恶搞的?

  郑: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戏谑、颠覆、解构等手法是一种新注新解,表达了另一种观察经典的转折性视角,打下了当下文化的烙印,扩展了原有文化资源的可能性。所以对时下的颠覆之潮,还是采取宽容态度为宜。由简单而复杂,由一元而多元,由混乱而清晰,这是艺术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能不能为后人留下些什么,能不能从中萌发有价值的文化创意,就要看这群“恶搞”作者们有什么样的创作态度和能力,以创新为主要目的,还是以博人眼球为主要目的?追求作品的艺术品质和思想深度,还是只图紧跟流行而已?理论上说,强大的颠覆力意味着强大的创造力。但如果只是一场“大众的狂欢”,曲终人散,没有值得咀嚼的余味,那这样的颠覆也必然是短命的。

  应该看到,如果颠覆权威的作品太泛滥、比例过大,那就反而是在向经典屈服,向权威示弱了。因为频频对经典“开炮”,正反过来凸显出自身的原创能力不足,无法平地造巨人,只好通过踩踏巨人的肩膀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是剑走偏锋的无奈选择。颠覆作品的吸引力,正是建立在原来文本的基础上,原来的文本越是别有深意、难以撼动,成功颠覆后才越发具有摆脱压迫的快感和共鸣。否定经典,等于默认了经典作品本身的辐射能力、艺术魅力。所以宽容“恶搞”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一个文化创意迭出的社会,不仅需要颠覆经典的勇气,也同样需要原创的自信和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