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瘟疫的艺术

霍兰·科特

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开始肆虐,并把矛头对准了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这不禁让人觉得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世界末日。没有艾滋病的世界确实结束了。但是,即使我们有过那种经历,也还是无法想象今天笼罩非洲某些地方的绝望。在那些地方,疾病如同洪水猛兽般肆虐着,甚至能吞噬掉整个部落,使其成为历史。

人类历史上不断有这样那样的传染病,制造恐惧与不安。每当此时,科学束手无策,政治保持沉默,而宗教和艺术却站出来给人以慰藉。马萨诸塞州的乌斯特艺术博物馆日前开办了一场画展,主题就是“希望与痊愈:16世纪至19世纪瘟疫流行的意大利”。这是一次小型的、主题鲜明的展览,以瘟疫作为主题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展览由四位学者组织起来:克拉克大学的高文·亚历山大·拜利、波士顿马萨诸塞大学的帕梅拉·琼斯、波士顿学院的弗兰克·莫曼多以及圣十字学院的托马斯·乌斯特。

从艺术的功能而非形式上来说,画展中展示了主流基督教的“高雅艺术”和宗教艺术。画展包括了35幅作品,与其说他们是历史的纪念碑,不如说是虔诚祈祷的画像。这些作品应当从他们本身去理解,而不是从教条或者社会政治的角度去理解。虽然美国人对非洲和印第安雕塑艺术相对难以理解——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艺术,不过宗教艺术却应该另当别论。这三十五幅作品是文化艺术对人类痛苦的哭诉。这种痛苦被当作对《旧约》中神对人类原罪的责难,促使人类自我提升的直接方式。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承认我们的罪,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在神的面前谦恭卑微。虔诚的忏悔有时会帮助我们。

590年,一场毁灭性的瘟疫席卷罗马,当时的教皇乔治带领市民忏悔苦修,祈求神的宽恕。据说当他到达哈德里安皇陵的时候看到天使长米凯莱降落在城堡顶上,把剑插回鞘里。不久以后,危机解除了。从此天使长的形象很快就成了对抗瘟疫病魔的拯救者。每当瘟疫横行之时,人们就会祈求米凯莱的降临。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经常受到瘟疫的威胁,比如霍乱伤寒之类的传染病。但是,最有名的还是中古世纪在欧洲猖獗了3个世纪造成2300万人死亡的黑死病。这是一种淋巴腺鼠疫,由寄生跳蚤的老鼠传播开来。最初可能是由14世纪从亚洲的商船带至欧洲,并迅速在欧洲那些人口密集的城市传播开来。开始的症状明显有些古怪,包括脖子、胳膊和腹股沟处的肿胀,让人痛苦不堪,接着皮下出血,身体的某些部位出现像是淤伤一样的黑色。

唯一可靠的治疗方法就是不与病人接触。有钱人匆忙逃到了乡下。在一些城镇中实行了隔离,病人们被关在像监牢一样的传染病院里,这些传染病院有个特殊的名字“lazaretto”。这个词出自《圣经》,象征着绝望、拥挤、污秽的所在。被隔离实际上就等于是被判了死刑。

16世纪以来,不管是在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还是其他地方,每当瘟疫横行,人们总会想到向神求救。有些神是经过时间检验的,比如天使长米凯莱,而有些是当时当地开始受到人们的推崇。当危险过去后,有的神就会成为人们感恩的对象,就像展览中一幅仿意大利画家圭多·雷尼的作品,画中米凯莱正在痛打撒旦。

除了米凯莱,也有其他的圣人成为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圣塞巴斯蒂安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年轻士兵,在古罗马时期因为宗教信仰被判死刑。他被绑在树上,行刑手把箭射向他。不过后来在同伴基督徒们的照料下,他又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在后人们看来,箭象征着瘟疫,而他最终康复过来使他成了瘟疫横行时的保护神。展览中的作品他多次出现,比如法国雕塑家巴萨诺的一幅油画作品中,画中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与瘟疫作战的圣洛克。

14世纪,洛克开始闻名遐迩,他在瘟疫大恐慌中没有置身事外,而是照料病人,并给与治疗,一直到后来他自己未能幸免。最后多亏了宠物狗的服侍,他才恢复了健康。画中的他指着大腿上的肿块,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有的英雄似的圣人和画他们的艺术家是同时代的。比如,16世纪米兰的大主教圣查尔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576年至1577年的瘟疫中受到传染,赤脚在大街上行走,带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祈祷神的宽恕。好几幅作品都是以他为主题的,其中有一幅1619年的作品就是一位当时的画家安提多陀为他做的肖像画。

还有一些其他的肖像画,比如安东尼·凡·迪克画的圣罗莉莎,画中她身在半空。本来罗莉莎名不见经传,直到在意大利巴勒莫附近她的遗物偶然被发现,1624年那个城市遭到了瘟疫来袭,她被任命为代表该城市的官方代理主教。凡·迪克那时候在巴勒莫,有人让他创作一幅罗莉莎的画像。迪克的画中她穿着圣芳济修会的棕色长袍,发型像是抹大拉的玛丽亚的那种,头发很长,纠结在一起。她升在空中,肤色看上去白里透红,因为自信而露出喜悦的表情。

教会把这类艺术作品分为7类,其中有给饥饿者食物、照料病人、埋葬死者、还有一类像是告诉人们该怎么做的说明——传染病流行的时候,埋葬死者特别重要,因为如果处理不好,尸体会加速疾病的传播。法兰德斯画家麦克·斯魏茨的作品向人们展示了如何恰当卫生地埋葬病人尸体。

有少数几个画家不愿意创作宗教画,他们追求写实的风格,希望能激起人们的希望,安慰人们心中的恐惧。卡罗·科波拉的《那不勒斯1656年的流行病》就是与其他作品风格不同的写实画作,描绘了一幅残酷阴暗的场景,画中的人们把尸体拖向一个公用坟墓,没有葬礼,草草了事。

歌凡尼·马汀利的作品《死亡降临餐桌》好像采取了完全不同的风格。那是个旧式的寓言,像是中世纪的布道一样警喻世人。三个年轻人坐在餐桌前,桌上摆着丰盛的饭菜,一位骨瘦如柴的访客到来,他们露出了厌恶的表情。只有画中央一位年轻女性恐惧地喘息,她知道访客的到来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死亡。在其他的画展中,这幅画也许会会被划入艺术史的范畴,它是卡拉瓦乔式的作品,包括着某个时期人们的态度。但是在这次画展中,这幅作品会引起参观者心灵的共鸣,这是整个画展的主题决定的。

我绝不是建议此次画展是我们欣赏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宗教艺术的唯一有效途径。但这次展览既具趣味性又具启发性,为过去和现在的生命和经历建立了直接的纽带。也许将来某一天,我们都已不在人世的时候,有几个学者重新审视20世纪末美国和21世纪初非洲和艾滋病有关的作品。也许他们会把注意力从作品的风格上移开,而关注令科学为之汗颜的一个事实:艺术怎样激发情感传达信仰,某个时期的某种艺术怎样让人们感到被世界抛弃的他们还有生存的空间。(应慧 编译)

图片说明:凡·迪克作品《圣罗莉莎为瘟疫横行的巴勒莫说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