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人生”的悲剧效应

  话说人际交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以智者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说法,又说“君子群而不党”,日常见面随和有礼是一回事,若见天家厮混在一起,再扯上些不明不白的钱权关系,不闹得乌烟瘴气才怪。大到国家社稷,小至家庭个人,日子久了都有些聚散悲欢的故事。这回要说的是,世纪老人西去,古稀之子著书详细批家史,淡泊未必清净,国学大师生前身后是非多。

  有看官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看那门上贴着“五好家庭”的红纸,推门进屋不定多少解不开的矛盾。就算是文化名人、影星导演,上电视夫唱妇随、爹亲儿孝,镜头一关接茬儿翻脸的也多得是。那国学大师又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家里闹点儿纠纷正常着呢。这话说的真对。中国人爱说“家丑不可外扬”,丑不丑的不论,那些真正窝心难解的事,很多不能“外扬”,家事尤其如此。写这本书的季承老先生在结尾不是也叹“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么!

  但是,把家事闹嚷出去的也很多。有老子教训儿子,折腾得全楼不能睡觉的,也有老婆站在门口数落她男人在外头搞女人,让一条街都听着。有一阵子,把家事写成故事登在报纸上还很时兴,往回看90年,新文化运动时多少文人发过家庭的牢骚。为什么家庭之事值得费笔墨?因为绝望。“家”这个东西很麻烦,不是你选的,可你摆脱不了。朋友不和了,少见面甚或绝交都不妨事,跟家人在一起,就算彼此恨得牙痒痒,也不能“断交”。父母逼你嫁个混账汉子,出门子的时候还得跪下谢他们的养育之恩。自己的老婆怎么看怎么烦,晚上还跟她睡一张床,行周公之礼,生儿育女步自己的后尘。想做“自了汉”,可以出家,多数人不敢,也找不着门路。

  绝望归绝望,那时候多少还有希望。文明古国的文明敌不过西洋舰队大炮,就得寻思一下在家庭这件事上我们是不是也该改改了。那边有位看官小声说:现在还有希望吗?用不着了,都和谐了嘛!名人的个人成长和家庭历史,最容易被当成范本教科书。季羡林老先生是官方都认可的学术泰斗,各种传记已经有好几大本,有些就是想给人当教科书的。看书名和小标题,有“雾都孤儿体”,如“家境贫寒,入学苦读”、“发愤图强,学成归国”,有“弗洛伊德体”,如“失去母爱,寄人篱下,性格发生裂变”,有“神仙传体”,如“人中麟凤”、“道德文章”,也有“知音体”,如“不是亲属,胜似亲属的学术助手李玉洁”……大师自己爱写散文、回忆,再加工的集子也不少。大师嘛,自然要让上天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地考核一番,只要一颗红心向事业,大是大非把得稳,再来点小情小调作点缀,也就是“大师传”的基本套路了。

  是不是亲属写的传记更靠谱?不一定。东宫娘娘给皇上写一本传记,西宫娘娘肯定写另一本。这两年我看国产传记电影的一个想法,是千万别再找传主家的后人当艺术顾问了,就算找,也不要光找东宫娘娘那一脉的。现在看季承先生写过世老爸的这本书,倒觉得有点不同,因为他没按“大师传”的套路一味贴金,而是真写了些家里不足为外人道的事。

  作者最后给父亲“盖棺定论”时,也是高度赞扬:“道德高尚,情操丰富,勤奋刻苦,朴实无华,爱国爱人,热爱人生,热爱自然,受人景仰,生命后期成了一位公众人物”,对任何人这都算“甲等”的考评。但作者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给父亲一个A,父亲早就被无数人给过A+了。作者要说的,大概可以借用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对季承来说,造成他们一家不幸的最大原因不是战乱,不是文革,而是他父亲想当“悲剧人物”。季羡林先生在九旬高龄时,写了一篇元旦抒怀,说“最近几年以来,心里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

  要说“悲剧人物”可能也不稀罕。佛家看众生皆苦,说人生就是一场悲剧也没问题。动乱年代,留神不留神都很容易成“悲剧人物”。农村孩子就医不便死于天花疟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死于轰炸的炮火,文革被批斗一时想不开上吊了,SARS横行时得场感冒不治而亡,这当然都算悲剧,但肯定不是季老先生想往的“悲剧”。

  对儿子季承来说,父亲想成为“悲剧人物”的努力、自誉为“求仁得仁”的重大举措,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是父亲“一生中最伟大、最果断的行动”,也就是在妻子去世两天前对儿子下了逐客令,从此成了孤家寡人。用大师自己的话说,他想要的悲剧“决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而是一种“能净化人们灵魂的古希腊悲剧”。成为“悲剧性人物”,是用“遗弃了别人”的办法实现的。

  “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种孤寒傲世的人格理想,中国自古就有,但大师的想法跟这些不同。大师早年在清华大学主修西洋文学专业,学士论文做的是荷尔德林,在欧美浪漫派中拣了沉重的德国一脉。西方悲剧传统的精髓是崇高感,德国浪漫派对此阐发得最是精妙,通俗讲来,崇高感是远观山崩海啸时那种悲壮肃穆之情,所谓“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纯属瞎扯,对苦难的审美,必以同难发中心保持距离为前提,不然只想到“保命要紧”了,还谈何审美!

  大师的悲剧幻想,始于冷漠的家庭关系,特别是择妻不自主,让大师同家人始终有隔膜。这方面季羡林同现代史上另一位大师胡适真有一拼,但胡适从没想过要当“悲剧人物”,反而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这让他沾尽春光,也是胡适人情练达的地方,他早看出我们的文化不出产那种浪漫的悲剧,即便有,也只是变种的闹剧。

  事实证明,发生在季大师暮年的很多事,真的只是“闹剧”。局外人理不清其中的纷纷扰扰,只是奇怪怎么有这么多人在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身上打主意、做手脚?显然,想做“悲剧人物”,也得看时机,至少须是在你头脑清明、骨骼硬朗的时候。作者季承认为,父亲于垂暮之前突下决心做“悲剧人物”实属不智,因为已没这个条件和资本了:

  通常,一位男人在他进入人生末期的时候是需要有人照顾的,特别需要女性的照顾。……在这种情况下,也总是会有一位或几位女人及时出现,满足这样的需要。这好像也是市场经济,有需就有供,而且总的说来供大于求。这种情况,对一般老迈男人都是相似的,而对于那些有地位、有钱财的男人更是如此。

  年老智昏的男人容易给甜言蜜语、心术不正的女人以可乘之机,这种例子并不难举。更大的问题在于,大师平时是个不决断的人,有做诗人的愿望,没有诗人的爆发力,有革命的想法,没有革命的热情,对婚姻不满,爱恋上异国女子,也没行动,还是乖乖回来了,怎么会在最需要亲人照料的老年发此“成仁”之想呢?按儿子的解释,这是一种“意气”亢奋症,也就是一辈子委曲求全、从不意气用事的人到晚年的情绪总爆发。这时候人最容易判断失误,造成的后果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是荒诞剧。在这本书里,大师的悲剧情结并不包括死亡,虽然住院七年,虽然亲人先后谢世,大师仍然“不想涅槃”,“希望活到‘茶’寿,更希望永远活下去”,然而大师的夫人却早有“死了干净”的想法。自己当悲剧人物,结果想死的都是别人,这可谓“国产悲剧”的奇特效应。

  季羡林是散文大家,世所公认,不过对儿子来说,父亲的散文情结其实是“悲剧情结”的并发症。婶母死时,“没有任何表示,没送鲜花,没有挽联,当然也没有去参加告别仪式,后来倒是有了一篇散文”。妻子死时,“没有送鲜花,没有去吊唁,没有去告别……后来倒也写了一篇散文。”女儿死时,“没有送行,没有送花圈”,后来写了一篇散文《哭婉如》,知道女儿对自己有意见,就没发表。秘书李铮死时,“没有告别,没有挽联,没有悼词,没有鲜花,也没有散文”。实际上大师的散文,外人看得津津有味,儿子、女儿都不爱看,

  有人曾经问过父亲:“你对这些事(指家里发生的事)怎么没有什么反应?”他回答说:“去看我的散文。”可见,父亲表达感情的方式只有散文……姐姐不喜欢父亲写的关于我们家庭的散文,因为她觉得与实际情形相去甚远,又于事无补,看了只会让人不愉快。

  其实这种“散文表达法”,也是我们文化盛产的。英国才子王尔德写过一个故事,叫《道林·格雷的画像》,讲一位绝世美少年出卖灵魂换取美貌永驻,让肖像承担岁月风霜和自己造的孽。其实文人多是逆向的道林·格雷,自身缺陷可以不顾,流传于世的画像(散文)一定要美。因为人总有一天要死的,死无对证,世人看到的只有散文。诸位看官,说到这儿我已经手脚冰凉、冷汗直冒,因为我这篇小文归其也是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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