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弱,多病,温情,苛刻,在契诃夫面前,贵族出身的老托尔斯泰如同一只笨重的靴子。老托尔斯泰很喜欢契诃夫,称赞他犹如一名少女,时刻响着小提琴般的声音(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种最为罕见的热忱,出于自律的天性,和他的几个兄弟完全相反,倒像暴君般的父亲宗教虔诚的翻版。即使在最寒冷的夜里,多病缠身、时无多日、已成为名作家的契诃夫,仍去为那些贫苦愚昧的农民出诊。
“在全国所有医生当中,我是最不幸的一个:我的车马不顶用;我不识路;我没有钱;晚上,我什么也看不到,很快就会感到疲劳——而最关键的是——我从来都无法忘记自己必须写作,我迫切地希望吧霍乱病人送走,让自己能坐下来写作……我的孤独彻头彻尾。”契诃夫在给编辑朋友苏沃林的信中写道。
一面感到厌倦,一面一听到狗叫或有人敲门(一定是找他看病的),就一个哆嗦跳起。这就是契诃夫。
相比老托尔斯泰的强健,契诃夫太短命了,他的肺已经坏得不行。契诃夫在文学上对人类灵魂的探索,比托尔斯泰更具现代意味,更像20世纪的先声。
不是境遇造就了契诃夫,而是才华和禀赋。不同于印象中那个戴着夹鼻眼睛的小老头,契诃夫称得上英俊温柔,颇受女性欢迎,他并非托尔斯泰式的道德清教徒,他渴望财产、女人、健康、房子,比任何一名作家更像一个正常温良的凡夫俗子。在后来苏维埃政府统治下,契诃夫的名声并未遭到清洗,而被划入人民的阵营。他们忘了,他了解人民,农民——
俄国农民并非什么圣人,远不是托尔斯泰们宣称的“庄稼人是善良的,圣洁的”。在他们中间,确实有着性情温良、逆来顺受之辈,但总的来说,是残酷、野蛮、无情而悲惨的生活。“这些长久生存在奴隶状态下的人们与动物相似,那点作为万物之灵的血统只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才会感人地显现。这就是契诃夫眼中的农民。”内米洛夫斯基写道。
契诃夫是正确的,他预见了革命的迟早发生和暴力的四处蔓延。在柔情的外表下,他对所有人保持着客观、严谨的评价。即使是亲人。“混合着玩笑、伤感和平静”。那种茫茫然的调子在他的戏剧里,就连老谋深算的贪官也为之落泪。他不是为某一阶级写作,而是为孤独感深重的全人类。
天性纯良,浑身倦怠,勤奋工作,契诃夫即使没有给出最伟大的作品,也是因为死神没有留出足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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