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论坛上看到中岛写的《诗歌场所的民间性》,深有同感。中岛说的有人想出资把《诗参考》变成有刊号的正式出版物,《野外》也遭遇过,也被我们坚决地谢绝了。本来,作为民刊的创办者,我从来不说民刊什么话的。但看了中岛的文字,禁不住要说几句。中岛是民刊《诗参考》的主编,我手头上有一本,它的设计和印刷绝对一流,倾向性也很明显,似乎是口语诗歌,但显示出他的独立态度。这很难得。独立性是民刊最可贵的品质。但真正要做到独立,几乎不可能。就拿《野外》来说,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独立,譬如我们自己的作品几乎每期都有,难道我们的作品都是优秀的吗?这不见得。还有个别诗歌,也是考虑到了某些诗歌以外的因素。所以,这个独立性是相对的,这世上没有绝对的事,绝对的独立打死我也不相信,所以我觉得一本民刊能做到80%的独立就很不错了。当然这个比例也不是绝对的,打个比方而已。但我看多数民刊,50%的独立性都没有。我曾将民刊分为几大类:第一类是“名刊”,这有两个意思,一是该民刊是有名气的诗人办的,二是该民刊只发有名气的诗人的作品和自己熟人的作品,这种民刊我从来是不屑的。第二类是“无名刊”,就是没有名气的诗人办的民刊,里面也有一些有名气的诗人的作品,但那不过是来装装门面,多数是没有名气的诗人的作品,没有名气倒无所谓,但问题是,那些个作品都不忍卒读,像是初学者的习作,这自然跟办刊者本身的写作和审美水平有关,这只值得同情却不能不屑,因为他们的确是认认真真地在为诗歌做事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第三类是杂志型的。我的理解是,民刊跟杂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杂志是个大杂烩,没有相近的风格,有名气的没名气的什么人都有(当然这跟作品好坏无关),就像一本没有刊号的官刊,这样的民刊,毫无民间性而言,更是不值得一看。而民刊,必须要有倾向性,难以想象一本没有倾向性的民刊如何配称“民刊”二字。所以,每当我看到一些评论里把所有没有刊号的诗歌刊物都叫做民刊时,我就发笑,连民刊的概念都没搞清楚还写评论啊。第四类是我前面说80%的独立性的民刊。这类民刊的主办者本身是比较优秀的诗人也比较优秀的鉴赏力,他们选诗,根据自己的倾向性去选他们认为的好诗,而不论作者是熟人还是陌生的新人。他们还必须是一个团结的集体,一个人的局限性决定一个人很难办出一本优秀的民刊来。
不说了,困觉去。

附:
诗歌场所的民间性
中岛

我是一个不太愿意发表什么“高见”的人,踏踏实实做事情是我的原则,我基本游离于诗歌扯皮之外,我的要求就是办好每年的《诗参考》。然而,关于谁是真正的民间刊物的种种说法却让我从中体会到了说者的自私甚至是无知。
无论是韩东的《论民间》还是于坚的《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包括伊沙、徐江、沈浩波等这方面的文章更多是从诗歌创作意义上的阐述,极少谈及诗歌场所的民间性,因此这方面的定位一直被忽略掉了。诗歌的民间构成应该是诗歌的创作和诗歌提供的场所(媒介)两个方面,我要说的就是诗歌场所的民间性问题。
现在,自己只要手头有一本诗歌刊物或者诗歌网站就吹捧自己的民间权力,而实际上,民间的诗歌场所是没有权力的,它应该是一个平等交流的诗歌场所,是一个区别官刊并且在诗歌的选择上具有创新精神的诗歌媒介。
首先我从谭克修的《明天》说起。《明天》从某种意义上讲上一个彻头彻尾的伪民间场所,我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明天》从创刊到现在基本上是发名诗人的作品为主,甚至毫无选择,只要是头大的,可以利用的统统纳入其下,因此缺乏民间诗歌场所的“平等诗歌”的选择功能,也缺乏对创新诗歌的认知程度,更缺乏民间的独立性',可笑的是每次出刊竟然都买正式的出版刊号,如果一个正式出版物也算是民间场所的话,那民间的意义还在哪里?
目前,一种虚伪的现象蔓延在民间场所的上空,有钱就可以进入民间场所进行操盘,并且把社会上的俗气带到了这里。比如,民间刊物上印着各式各样的所谓的正规出版号;可以承载着任何诗歌或者非诗歌的大杂烩的所谓的“民间诗歌刊物”,人们在【民间】的理解上出现了问题。
我从1990年创办《诗参考》至今,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确立诗歌场所的民间性,从不改变。2000年就有人出资要把《诗参考》变成带有刊号的所谓的正式出版物,一一被我拒绝,原因很简单,我希望保持诗歌选择的独立性,希望《诗参考》一直是中国最民间性的民间诗歌刊物。而徐江的《葵》也充分地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