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弟是大舅的大儿子,与我同年,但生日小100天。他曾经是农村孩子中的另类,但后来却渐渐成了某种人生的代表。然而,如果现在去回溯他与我同时走过道路,就发现有一个词来形容他在贴切不过——折腾。三十多年来,表弟一直处在折腾和被人折腾的循环中,像风里的秋千,不停地从一端飘向另一端,等到外面的风停雨歇时,他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飘荡。

表弟自小顽皮,这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甚至可以被看做某种优点。在农村,没人喜欢一个蔫头耷拉脑袋的男孩子,因为这缺乏男子汉气概——他们生下来,就是要承担生活艰辛的。表弟的顽皮,常常超出了家里可容忍的范围,比如还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带着伙伴下河洗澡,家里愤怒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下河,而是他带着别的孩子下河,这有可能让这些孩子溺亡。诸如此类的事情,一直伴随着他。

因为我和表弟同庚,父亲与大舅便常常拿我们来做对比,有意思的是,这种对比并非仅仅针对学习成绩的人好坏,而是他们两种教育方式的试验田,是两个农村男人对自己和儿子未来人生的某种规划。大舅到我家时,母亲摆上咸菜,那时他和父亲都是各自村里有名的酒鬼,酒鬼与酒鬼,姐夫和小舅子,常常喝得烂醉。在酒桌上,两个人吹胡子瞪眼,大舅说:“棍棒底下出孝子,我儿子,一定得打,不打不成器。”父亲则说:“我不打,我要教育。”父亲自然也打过我几次,但从未像大舅那样把暴力当做最主要的教育方式,某种程度上,我必须要感谢大舅,是他把父亲固定在了对立面,让我免受了许多皮肉之苦。那天晚上,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漆黑夜晚,大舅喝多了,执意要骑自行车回二十里外的家,父母无论如何劝不住,只能由他。半个小时后,村东的赤脚医生找来,说大舅把车骑到村口的大沟里了。父母赶紧虽医生去看,大舅满脸是血,嘴唇里全是沙子,索性并没有大伤。赤脚医生用酒把他嘴唇里的沙子洗掉,封了七八针。

这不久,我们从姥姥那儿听说,大舅果然狠狠地揍了表弟,所谓狠,就是把他吊在树上,用鞭子抽。事实上,那一次表弟并没有犯什么大错,他只是成了自己父亲教育理念的牺牲品。但这次抽打,却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表弟的逆反心理,他已经把自己定格在一个叛逆的孩子的位置上。他的耳朵里有着无形的塞子,再听不进任何人的话。初中阶段,他比我低一届,几乎就是学校里的混混,每天逃课,用粮票换了挂面在宿舍里煮着吃,或者请同学去吃豆腐脑油条。那年夏天,大舅和舅妈在田里干活,他从学校跑了回去,街上有人收狗,他就把自家养了好几年的大黄狗50块钱卖掉,然后和父母说狗丢了。结果事情败露,他吓破了胆,以为这回要被狠狠收拾一顿了。但这次大舅却没有打他,大概已经晓得暴力改变不了什么,他已经做好了另一种计划。

那几年,羊绒羊毛很值钱,大舅一直盘算着靠羊的繁殖来发家致富。他终于有了一个两全之策。大舅拿出全部积蓄并亲戚家借来的钱,买了一百多只羊,然后让表弟退学,逼着他当了羊倌。最开始,表弟显得很兴奋,他终于可以不用坐到课堂里,而是能自由自在地在山野中了。如此大的一群羊,在家里是很难养住的,大舅把羊群和表弟带到了坝后的草原上,陪他在那儿呆了几个月,交给他应对各种情况的办法,就把表弟一个人留在那儿了。过一段时间,大舅会亲自或托人给他捎去一些蔬菜和粮食。

表弟在那儿放了六年羊,那儿除了羊群和两条狗,有的只是狼和空寂,几个月都不会见到一个人。他的孤独是我无法想象的,每一天都只有一个人,用泉水烧饭,吃咸菜,把羊赶出去,把羊赶回来,给羊羔接生,给死掉的羊剥皮剔肉,在漆黑的夜里听狼嚎,经受一会雨一会雪的天气,独自承受病痛……他像一个现代鲁滨逊一样,生活在草原和群山之间。

这六年的生活,让他变成了一个再也无法承受半点孤独的人,他几乎随时随地都要和人说话,都要跑来跑去,都要用种种行为来证实自己同别人的关系。后来,表弟和我说:“大哥,你不知道,好几个月不说一句话的感觉,你真的不知道。如果偶尔在山路上碰到一个人,就会拉住他,不停地说,不停地说,恨不得把那个人绑起来带回去。”我无法体验那种感觉,但我去过草原,深知它的寥廓和深远,一个人在那儿实在太渺小了。六年的时间,草原对他来书不具有任何美感,那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巨大的牢笼,表弟并不比刚刚出生的羔羊强什么。

对此,大舅早已经有了他的考量,他似乎知道表弟被关久了,一旦放出来,就可能变成一个四处游荡、再无定所的家伙。大舅要找个可靠的东西拴住他,那只能是婚姻,农村人一直认为娶个老婆是让男人收心守家的不二法宝。大舅开始找四邻八村的人们给表弟介绍对象,因为大舅家在村里一直是能干的人,也因为他家近五百只羊的羊群,表弟显示出了很好的条件。最后,有人介绍了和大舅家只有几里路的村子的一个女孩子,表弟被老舅从坝后替回来,相亲,很快订婚,并在春节前迅速完婚。那一年,表弟只有二十岁,还不够法定的结婚年龄,大舅托了人,费尽周折给他们办了结婚证。表弟的人生彻底被固定了坐标,他一下子从一个孤独的羊倌,变成了一个家庭里的男人。

表弟结婚之后,大舅把羊全部卖掉,带着表弟到他大舅子家的工厂里打工,地点在北京的郊区。表弟很快成了厂子里的司机,每天凌晨三点左右起床,开着货车趁路拥堵之前把货物送到北京城的各个印刷厂,他们是做塑封胶的。表弟每天握方向盘的时间超过十个小时,这种生活他又过了六年,这与在草原上孤独地放羊是两个极端:过去,天高地广只有他一个人,现在,他必须日夜穿梭与人口车车辆密度极大的北京城,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从空旷跳跃到拥挤,用孤独跳跃到繁杂。
大二的时候,我去厂子那儿去看他们,和他同住在工厂宿舍里。印象中,我们谈了很多,大概说起了各自的苦恼和困惑。尽管厂里的工人都是老家的亲戚,他却很少同他们交流,青年人常常都是如此,越是亲近的人,越是难以互相倾诉。大概,他觉得我这个表哥是同龄人,又读了大学,更容易体会他的感受。然而那时我带着学生式的迟钝,并没注意他对自己的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态度,更没想过去关心他的想法。他是表弟,我是表哥,仅此而已。

表弟花钱比较大手大脚,经常买衣服,但很多穿都不穿,那次回来之前,舅妈把表弟买了没怎么穿的衣服,找了好几件给我,我穿了好几年。舅妈在厂子里负责伙食,做的都是家乡菜,他们还经常从老家带来整只羊、小笨鸡、土鸡蛋以及各种自家田里中的粮食,伙食很好,但表弟却并不经常在厂子里吃饭,他常常开着车行驶在路上,看到麦当劳或肯德基,就停下车,跑到里面大吃一顿。表弟三天两头就换手机,既拿自己的手机和别人的换,也用新的换旧的,他似乎时刻需要某种新鲜感。应该是05年,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大哥,你认识中关村的人不?”“干什么?”“我要买一款游戏机,太没意思了。”我当然并不认识中关村的什么人,甚至到那时为止才去过一次,但表弟觉得我应该对哪儿都熟悉才是。他从郊区打车过来,花了两百多块钱,我只能和他一起去中关村瞎逛,买游戏机。他拿起一款,弄两下,抬头问我:“这个怎么样?”“挺好的。”我说,其实我一窍不通,连名字都叫不上来。“我也觉得不错。”他说,然后就掏钱,我阻止都来不及。过了一周,他又打电话:“大哥,我在中关村呢,游戏机有点问题,我过来修修。”我说好啊,完事给我打电话,之后也没有接到他电话。06年,他跑到学校,让我带他去中关村买数码相机,我又赶鸭子上架,和他在那儿转了半天,他挑了一款索尼相机。从海龙大厦出来,满世界的阳光,马路上车流如蚂蚁,汽笛声盖过所有。这路我经常走,表弟说,我们和清华大学出版社有合作,经常从这给他们送货。

他结婚不久就有了孩子,在他舅舅的厂子里收入不错,大舅他们一家搬到里镇子上,生活似乎想着某种既定且稳定的道路蔓延过去。但在有限的几次交流中,我知道,表弟一直在蠢蠢欲动,他总想随着自己意愿去干某件事,而且干成某件事。有一次,他发短信给我,让我在网上给他查查某种材料的市场怎么样,我不能拒绝,只好在网上找了找,然后告诉他不多的情况。他说他想去沈阳发展。我问他这事靠谱吗?他说,你不是查了么,市场还不错。我劝他慎重。大概是确实没有信息,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他还一直梦想着在老家的林东镇开一个饭馆,当老板,可以把各种朋友召集到饭馆里喝通宵,后来家人都劝他,开饭馆太麻烦了,他又打消这个念头。

他永远无法当一个安静的人了,他必须时时刻刻在动,在路上——这不是哲学和诗意,是现实。每年春节回家,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他在家里陪父母老婆孩子的时间,不超过三天,经常几天不回家。我们打电话问候,他上午还在姥姥的村子,下午就可能跑到几百里里外去。这一段时间,他兜里揣着好多钱,经常和各式各样的亲戚朋友们玩诈金花,有输有赢,输了作罢,赢了就请人吃饭,结果永远是钱花光了。也因为这个,虽然很多年都不在家乡,可他有很多小兄弟,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他的人。在他的大本营林东镇,更是上上下下交了无数朋友,他织就了一张硕大的关系网。

2010年冬天,他打电话给我,让我查查哪儿有卖重型卡车的店,我查到一个店,离他不算远,把联系电话告诉他。第二天上午,他打电话告诉我:“大哥,我买了卡车了,我现在在回家的路上了。”那辆车至少得40万元,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就买了那辆卡车,然后开车回老家,他要搞运输。一开始,他干得似乎不错,把煤从坝后的煤矿拉到城里卖,赚头不小。不到一年,他连自己的车带租的车,就搞了六七辆,组成了一个车队。生意越做越大,却也越做越艰难,因为市场的变动,因为路途阻隔,因为各种状况,他有点陷入困境的意思。我问过几次,他也只是说生意不好做,然后匆匆去忙。至于怎么不好做,却谁都弄不太清楚,只知道他经常四处跑去公关,给各种关卡和人物送礼,摆平黑白两道的琐事。

每年春节,我们都能见一次面,一般是他开车带着父母妻儿到我家去,大家一起吃饭。他很少喝酒,到我家的时候,会喝一点,但绝不会多。我们随便聊一聊,通常是他对我的工作提出一些问题,我回答,或者谈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如此而已。我想,我们再也不能像七八年前那样,在一个屋子里实实在在地聊天了,我们都成了家,正步入烦恼的中年。我们再无法坦然地同别人讲出自己内心的想法,而只能是好好地扮演着表哥和表弟的角色。可是,我又同时感觉到另一种力量:我们大概都无意识地感到对方是另一种可能的自己,至少我这么想过。假如是父亲把我吊在树上打,让我到草原上放六年羊,我会不会变成和他很相似的人?假如是他读了高中,考上大学,他会不会走我走过的路?

假设当然没有任何意义,可我仍忍不住去想,于是常常陷入一种困惑,抬抬眼,却又看见硬邦邦的现实,就像弗罗斯特那首有名的诗《林中路》: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但我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
  显得更诱人,更美丽;
  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
  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虽然那天清晨落叶满地,
  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
  啊,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
  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表弟丝毫不懂这种东西,但我们同其他人一样,都在人生的森林内,面对着无数的可能性,而脚下的路、可走的路,又永远只有这么一条。表弟还在他的路上奔波,我亦在我的途中行走,过去的足迹已经难以辨识,而前面的风景也并不明朗。我仍然希望,有一天表弟能安静下来,好好过他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