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之谜”,说的是,中国的制度安排似乎都与标准的经济学建议相左,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如此之快呢?从浙大拆楼创24亿元GDP这件事上,我想出了一个解释,就是残缺的产权、低效的法治以及过多的政府干预让我们变得更忙碌了,而忙碌本身创造GDP ———我们用过度的劳累绕开了无效制度环境所设置的障碍! 

  2007年1月6日清晨,随着一声闷响,西湖第一高楼——浙江大学医学院的三号实验楼被成功定向爆破,倒塌在晨曦之中。这一爆,让浙大入账 24.6亿元人民币。我这里所关心的,不是浙大会怎么使用这笔钱,也不是接手大楼下面土地的香港公司将如何使用这块土地,而是这一爆对浙江GDP增长的贡献。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国内各生产环节上新增价值的总和。按常理,爆破的作用是毁掉一座建筑,也就是毁掉过去创造的价值,而不是创造新的价值。但是,按照GDP统计规则,这一爆创造了至少24亿元的GDP!

  让我们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

  浙大得到的24.6亿元可以分解成下面四个部分:一部分用于支付爆破公司的服务,一部分给政府交税,一部分用于抵扣大楼的净值,最后一部分用于抵扣土地原来的价格。由于是难度较大的定向爆破,付给爆破公司的费用不会低。但是,这个价格是浙江GDP的一部分。首先,从这个价格中扣除原材料费用,我们就得到爆破公司创造的价值;其次,如果没有爆破的发生,提供原料的厂家的销量就会下降。因此,对全社会来说,爆破的新增价值就等于浙大给爆破公司付的费用。政府税收也是计入GDP的,只有大楼净值和土地原来的价格要从GDP中扣除。但是,由于十三年前的建筑成本不高,且经过折旧,大楼净值不会很高,而土地本来就是国家拨给原浙江医科大学的,没有成本。所以,浙大这一爆,至少创造了24亿元的GDP!

  这看似天方夜谭的事情,却几乎天天在中国发生着。大拆大建是促进GDP增长的最快手段。但是,这种增长是表面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因为拆的过程中并没有创造实质性的产出品,相反,拆本身是在毁灭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被拆除的建筑的价值很可能被低估。建筑的价值不仅来自建筑本身,而且来自于与建筑紧密相关的衍生物,如商业、公共功能乃至生活方式等等,它们的价值可能远大于建筑本身的价值。

  这让我想到了学术界讨论过的所谓“中国之谜”。这个谜说的是,中国的制度安排似乎都与标准的经济学建议相左,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如此之快呢?比如,经济学教科书说,定义明晰的私有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中国的私有产权却是残缺不全的;经济学教科书还说,良好的法治也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可是谁都知道中国的法治水平还非常低下;经济学教科书又说,过度的政府干预扼杀经济增长,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经济的介入。这样的对比还可以举出很多,我们该如何解释呢?

  从浙大一爆创24亿元GDP这件事上,我想出了一个解释,就是残缺的产权、低效的法治以及过多的政府干预让我们变得更忙碌了,而忙碌本身创造GDP!

  由于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商家不得不花力气拉关系、找靠山,为此他们要请客,要送礼,这样就增加了饭店和礼品公司创造的GDP。由于法治不健全,企业为了保证货发出去后能收回货款,就必须格外小心,比如让业务员亲自跟着货车跑一趟,而业务员的额外花费自然成了GDP的一部分。当然,如果最终不得不打官司,企业就要雇律师,付给律师的费用也理所当然被算作GDP的一部分。

  由于政府干预过多,审批手续繁杂,一个项目不仅要省里批,而且还要中央批,企业不得不把宝贵的时间和资金用在和政府打交道上了,但是,由此而多支付的人员工资和消耗的资金又直接或间接地变成了GDP。

  这些年中央财政收入激增,大批资金以项目投资的形式返还给地方,为了多争取中央资金,“跑部进金”成了地方政府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产生的花费通过航空公司、公路运输企业、铁路局、旅馆、出租车公司以及餐馆转化为GDP。这些活动没有创造实质性的产品,却因为加大了对交通工具的使用而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环境污染造成对环境的破坏,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花费巨资来恢复生态,但在统计上,这些花费通过对治污服务的购买转化为下一期的GDP。这就好比任由跑在大街上拉着马车的马随地排泄粪便,然后再雇专门的人在后面把马粪铲起来一样。另外,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增加个人的医疗支出,而这些支出又成了医院所创造的GDP。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必须发生的,我们不过是创造了可观的账面GDP,与此同时也浪费了宝贵的资源。中国平均每年9%的GDP增长中,有多少是账面GDP呢?这不是一个容易确定的数额———除非我们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微观调查,否则是不可能得到确切的数据的。

  但是,这里的关键可能还不是账面GDP到底有多大,而是无效的制度环境让我们活得太累。记得十年前刚回国时,我和太太为了办驾照,往车管所跑了八趟!驾照是拿到了,但我们感觉很累。即使扣除账面部分,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仍然会很高。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本来是可以比较轻松地达到这个增长速度的。所以,“中国之谜”的谜底是,我们用过度的劳累绕开了无效制度环境所设置的障碍。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电子邮箱yyao@ccer.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