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国珍:中国人谁能不过春节
                                                                                          温州学人对话录
                                                                                           2007-02-08
采访对象:邱国珍 女 民俗学家 温大教授(以下简称邱) 
特约主持:金辉(以下简称金)

image

  邱国珍简介

  邱国珍,1954年生于江西省鄱阳县,初中毕业后下乡插队,1977年考入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执教多年。1986年开始从事民俗学研究,并取得成果。1999年评为教授,2000年调入原温州师范学院(现温州大学),在开展民俗学教学的同时,她积极参与学校民俗学硕士点的创建,目前温州大学民俗学学科已被批准为浙江省重点学科(B类)。出版的专著有《中国传统食俗》、《景德镇瓷俗》、《樟树药俗》、《三千年天灾》、《中国民俗通志·医药民俗》等,发表论文30余篇。

  邱国珍现在是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哲学社会学科“十一五”规划组学科组成员、温州大学民俗学学科带头人和多项国家、省级科研项目的主持人。

  温州街头年味浓

  随着春节的临近,温州街头的年味渐渐地浓了起来。不说别的,看看火车站买车票的长龙就可体味到年关的临近——游子回家过年心切。还有街头买红灯笼、中国结的小车装饰得红红火火的,构成了当今温州人过年的新符号。超市里更是流淌着一派喜气洋洋,奋力穿越过亢奋的人群,来到各种各样柜台,像不要钱似的,大包小包地往筐子里装,什么牛肉干、猪肉脯、酱鸭翅、鱿鱼丝……

  在这年关之际,听听温州大学教授、民俗学家邱国珍对春节民俗的看法。

  邱国珍毕竟是江西人,到她家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江西味特别的浓。客厅里摆着江西特产——景德镇瓷器,不仅有瓶、有盘、有罐、有缸,连凳子也是江西出产的。俗话说,江西人不怕辣,湖南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我问她,还吃辣椒吗?她说,不怎么吃了,入乡随俗啊。看来邱老师已经融入温州,接受温州人清淡的饮食习俗了,也许这与她是研究习俗的专家有关,因为知道的多,接受得也快吧。

  金:2007年的春节即将来临,您作为一位民俗学教授,是如何看待春节民俗的?有人提出要“保卫春节”,“为春节申遗”,您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

  邱:我是中国人,又是研究民俗的学者,对春节当然是珍爱的。春节民俗历史悠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已经融进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去年,河南大学高有鹏教授发表《保卫春节宣言》,前些日子又有南京大学民俗艺术研究所主任、中国年俗文化研究资深专家陈竟教授表示:“中国现在还不启动春节申遗工程,还要待到何时?”他们都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我们也都相识。高朋鹏教授年轻,很有活力,陈竟教授虽然年龄大了些,可是仍然很有学术热情。他们的行为令我感动,也令我敬佩,但是我又觉得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

  在我看来,春节也好,端午节也罢,民俗节日并不能依靠“申遗”来维持生存,即便春节等传统民俗有些颓势,但要看到民俗是植根于民间百姓心中的文化基因,谁也砍不了,谁也废不了,只要是中国人,谁能不过春节?谁能没有中秋、清明、端午节等节日情结?因此,我是很有信心的。

  金:确实如此,即便韩国人抢先把端午“申遗”了,我们“重五”还是吃粽子,并没有因他们抢先“申遗”了,而取消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价值理想和真实生活样态,无不活生生地体现在他们的传统节日里。春节终归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无论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照样过。现在有人提出把传统节日规定为法定节假日,也有人把提出来把西方的圣诞节赶出中国,我想也是同样的道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多元节日各精彩

  邱:你说到的韩国人抢先把端午“申遗”了,实际上他们的端午祭与我们的端午节是有区别的。端午是从我们中国传过去的,但他们增加了民间信仰元素,是一种由舞蹈、萨满祭祀、民间艺术展示等内容构成的群众性的祭祀活动。

  对于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我认为,不应以一种简单的排他主义拒洋节于国门之外,不要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传统节日,其实不然。因为世界是多元的,文化也应是多元的,节日当然就多元了,节日是丰富美化我们的生活,中西方的节日对于人们来说都是好的。同样,也不能简单地把这些传统节日规定为法定假日就能解决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给先进合理的过节方式增添文化内涵。反过来说,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也有一些是借鉴外来民族的,比如说一些宗教节日的世俗化,一些洋节的本土化,都是我们借鉴过来以后又做出自己民族的重要贡献,并不是说沿袭过来,就没有新的创造。文化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历史环境转到另一个历史环境,从一个群体传到另一个群体,变异是必然的。

  金:对,只有多元,世界才精彩。您既是外地人,又是民俗学家,在您眼中温州民俗与外地有差异吗?

  邱:温州对于我来说是难得的研究民俗的平台,在温州至今还保存着许多民俗的原生态,这可是民俗文化的“富矿”啊。搞民俗研究要到温州来,因此我庆幸选择温州是正确的,也决不后悔。

  温州文化源远流长,民间习俗丰富多彩,至今仍保存在别处已经消失了的习俗,很有研究价值。如温州人对订婚的重视,我很想写一篇论文。温州青年男女订婚重于结婚,没有订婚好像这个婚姻不成立,即便怀孕了,也要举行订婚仪式。从法律上说,订婚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只有正式登记结婚,得到法律的承认,才受到法律的保护。而温州人不是这样,尽管也知道订婚不是法律手续,可是仍很看重。这反映了在温州民间仪式有时比政府行为更重要的文化现象。

  还有温州搬新房子时,一定要择吉日良辰的涨潮时分;还要把象征节节拔高的竹竿随着家杂一起迁至新房。新娘跨火堆更是古老的跨火盆习俗的遗风。这些在上海、南昌等地早已不见踪影,而在温州仍然生存着,是活态的民俗文化。

  浙南民俗吸引她

  金:温州人的民俗被您认识得很熟悉了,历史悠久的温州民俗给了您研究的素材,您也如鱼得水,生活在温州民俗大海里,探索在温州民俗的海洋里。您到温州几年?

  邱:我是2000年来温州的。当时在《光明日报》上看到原温州师范学院的招聘广告,就与之联系,想不到很快就一拍即合。

  温州确实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2003年原温州师范学院批下了六个硕士点,其中中文系是三个,民俗学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与温州师院的整体实力有关,与老一辈民俗学家如叶大兵先生长期努力及其他学科的支持有关。

  金:事情只有双赢才能成功。温州引进了您这样的人才,也是对温州地方文化研究的提升。地方文化的研究说到底也是人才问题。有了人才才能出成果啊?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民俗研究的?

  邱:我不是什么人才。我实际上只读过完整的小学就进入大学的。1966年我小学毕业,虽说上了初中,但也没有读多少书了。后来就到江西农村插队落户,种了两年田就当了民办教师,经受了许许多多的生活苦难和磨练。1977年我考进了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开始写小说,也发表过一些小说,毕业后就留校当教师,教文学概论。我搞民俗研究是一次歪打正着的选择。1985年,我到武汉大学写作助教进修班学习。在选修李惠芳先生的“民间文学”课程的同时,又听了辽宁大学乌丙安先生在武大开设的“民俗学”系列讲座。两位先生的课像磁铁般吸引着我,此后我便下决心改弦易辙,进而对民俗学情有独钟。因此,我率先在江西师大开设了民俗学课,后来又挂靠学校现当代文学专业招收民间文学方向研究生。这在当时是江西高校中最早开设的民俗学选修课。1989年江西师大承办了中国第四届民俗学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宣读了我的第一篇民俗学论文《哭嫁面面观》。

  金:您的第一篇民俗学论文从婚嫁入手,我想这是您发挥女性自身优势,以女性视觉研究女性,关注女性生活状况和命运,这可是很好的路子。您在民俗学研究中,您的主要学术成果是哪些?

  行走田野乐无穷

  邱:要说成果也是说不上的,不过我一直努力着。我的研究首先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入手,进行区域民俗的调查与研究。在江西时,我的研究重点是江西地方特色的民俗研究,如江西著名的行业——景德镇瓷业民俗、樟树的药业民俗、鄱阳湖渔业民俗等,我出版了《景德镇瓷俗》和《樟树药俗》两部专著。到温州后,从知识积累和爱好出发,致力于医药民俗和女性民俗的研究,出版了30多万字的《中国民俗通志·医药民俗》专著和《中国医药民俗论纲》、《宗教与中国医药民俗》、《从跨省务工看区域民俗的互动——以在温州务工的江西女性为例》等学术论文。总之,我努力在构建自己的以地域为经,行业、性别为纬的地域民俗文化体系。

  金:您可是硕果累累啊。社会科学很强调田野调查,我早就听说您是特别重视田野调查的学者。您能说说您在田野调查中的苦与乐?

  邱:田野调查是民俗学的生命,也是一个民俗学者表现自己学术心得、研究成果和聪明才智所在。确实,我是很看重田野调查的,无论在江西还是在温州。在我看来,田野调查,是一件有意义并且快乐的事。

  中国学人对民俗田野调查的重视,自古而然。早在《诗经》的年代,采风问俗就已经成为一种制度。

  采风者还有一种独特的愉悦感。采风问俗就是阅读大地,品味人生。无论是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还是徘徊于古城的巷弄里;无论是采访饱经风霜的耄耋老者,还是参与形形色色的民间仪式,我都有所获,有所感。采风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得到一些供做学问的材料;它每每令人大开眼界,心胸也随之开阔。当然也有苦,主要是体力的超支与物质的馈乏,但精神的愉悦可以克服有形的不足,我从中得到欢乐。所以,我喜欢说,行走在民间,收获在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