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母亲都有护犊的本能,每个母亲都有权利将自己的儿子放在至高无上位置的权利。我们这个民族是个怪异的民族,喜欢以“集体主义”的名义行不切实际的个人崇拜,也同样愿意跟随大流痛打落水狗,痛打落水狗固然没错,但无权利将扼杀任何与符自己的“异见”。一边打着维护公正的名义,一边却扼杀基本的人性,这是一种集体的人格分裂。

胡斌案从事发到一审宣判,处处波澜。720日下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5.7”交通肇事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胡斌有期徒刑三年。 
     
针对这一宣判结果,公众多少都会有些“意外”。公众的“意外”其实并不意外,结合“5.7”交通肇事案后民间并不平静的舆情,在绝大多数公众眼里,这三年的判决似乎有些量刑过轻。判决一出,随即媒体舆论尖锐指出,“胡斌只盼三年公众当然缺乏安全感”。 
     
从杭州5.7飙车案到南京6.30特大交通肇事案,“交通肇事已经成为成本最低的杀人方式”的论断开始在民间蔓延,“人车对立”的社会情绪越积越深。公众希望靠重典来惩治那些置行人生命安危于不顾的交通肇事者,惩治的程度越大,公众的安全感才会越多。短短的“三年刑期”,能否足以惩罚视别人生命如草芥的富家子弟,公众的担忧可以理解。 
     
但是,社会的情绪和公众的担忧并不能证明法律判决不公或者所有偏袒。胡斌案一审结束后,法官已经详解了判决的依据,似乎挑不出什么大错。关于民意和法律在胡斌案中的较量,大抵可以按照当事人的意见交给二审来衡量,或者只能交给时间来检视。 
     
在胡斌案中,更让人惊诧的是,除了公众和受害方谭家人对胡斌的三年刑期表示不满,胡斌母亲庭审出来后也一直在哭诉“太不公平了”,胡斌父亲则说“只能听天由命”了。胡斌母亲的不公感无疑如同一剂催化剂,加重了公众对胡斌及胡家人的愤怒与谴责。浏览各个论坛里关于对胡斌母亲“不公感”的评论,“残忍不过欺实马,无耻不过胡三年,判三年都觉得不公,胡斌的母亲太不知足了”;“胡斌母亲是不是以为赔了对方100多万就不用判刑了,那我给你100多万,是否可以让我把你儿子撞飞呢?”针对胡斌母亲的不公论,民间骂声如潮,认为胡斌母亲“讨了便宜还卖乖”。 
     
单纯从“护子心切”的本能角度看,胡斌母亲的“不公感”应该可以理解。也许与其他交通肇事案所受到的惩罚相比,胡斌的“三年刑期”有过之而不及;如果没有事发后没有被媒体关注没有形成公共事件,也许胡斌完全可以花钱抵罪。胡斌母亲的不公感是否由此而来尚且未知,但是至少在目前舆情的考量中,胡斌母亲显然不具备“大义灭亲”的高尚品质,在儿子被众人视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情势下,她喊出的“不公”也具有很大的道德风险——如果她就此噤声,至少不会再进一步激发公众对胡斌的愤怒情绪。当她冒着风险,或者可能完全是无意识地喊出判决不公的时候,她给公众留下了一个非常自私的形象——她只考虑到了自己儿子受到法律惩罚的创伤,她根本没有深切体会到谭家人永远失去儿子的悲痛,她所谓的不公只是拘囿在自己的“小悲伤”里,看不到飙车造成的更多人安全感的缺失。在良知和正义以及道德的层面,她无疑会受到更多人的批评,这并不是“护犊心切”的本性所能弥补的。 
     
实事求是地讲,我也算是批评“胡斌母亲喊不公”中的一员。但是无论她的声音或者刺耳或者悲凉,我们都应该给她发声的权利和机会,并不能因为儿子犯了罪、儿子惹了众怒,她就必须噤声丧失了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利,这不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品格。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发声,哪怕他的声音不一定正确,只要他有勇气承担自己发声所带来的风险,我们都应该尊重他说话的权利。 
     
关于胡斌案的最终审判是否到此结束目前不得而知;在如潮的骂声里,胡斌母亲是否会站出来进一步表述“不公感”的原因,我们也不得而知。即便胡斌案审理结束了,可他的影响也不会立刻划上休止符。即便我们放得下胡斌母亲不公感的哭诉,如何给公众创造一个更有安全感的社会,这恐怕不是一个能轻易放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