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某好友聊天,说到西红柿目前的表忠心站队之类,很坏。站队这东西,实在算得上中国文化尤其是官场文化的精髓之所在。对于一个官员来说,最大的成功是跟对了人,而最大的灾难就是站错了队。得不到升迁算是轻的,丢了小命则是常态。扒开中国历史,站错队的冤魂尸横遍野。所以,也不能单单怪黄奇帆那幅相太过恶心。

物以稀为贵,所以象陶渊明那样拒绝站队的真正的隐士,在中国历史上就显得相当卓而不群。歌颂的文章车载斗量,但真的到了时候呢?恐怕还是人人站队。陶令那种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只可远观歌颂而不能效而仿之的。否则,如陶令一般“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这样的事,不知道有几位官员会做?从这点上来说,陶令一生的生存状态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实在并没有太积极的作用。但即使跟对了人,站对了队又如何呢?当初那些如云冠盖,都已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唯有陶令乞食的身影,至今还让千百年后的人们只可望其项背。“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正应了古人那句话,“乱世朝市移易,如弈棋然,苟录歆位者,鲜能以名节自立”。

当然,站队也有另一种形式,如苏东坡那样的。站我以为对的队,跟我以为对的人。结果就是总是站错队。王安石当政时跟着司马光反新法,被逮被审被谪。好不容易等到司马光上台了,却又去站到另一队里支持王安石的某些有益的变法,再加上当时的朝中小人当道,结果自然是被一贬再贬,最后到了域外的海南。当然,苏东坡是不可复制的典型。以他在宋时的如日中天,他也无需借助助于官位来使自己更有名气,随便写首诗词,写两个字就能谋生,也让他有笑对一切危难的资本。被弹劾时连自辩都懒得辩,被谪时无论哪儿都自得其乐。何况,即使在他最落难的时候,也不停有倾慕他的官员、文人从京城,从外地来看望他,给他带来慰藉。如以今日官场之世态,岂可指望?

下午读《新编古春风楼琐记》,读到写杨度的一章。杨度此人,若论站队的功夫,真真算得上一流高手了。在清政府倒台、民国尚未稳定的乱世,以他特有的投机者的聪明,借助苏、张之术,纵横辟阖,一度大有呼风唤雨之势。可到最后呢?还不是落得个灰溜溜无人再理?墙头草的命运,大抵如此。

说到这儿倒想起当年第一次对“站队”这词有印象,是在89年6月以后。系里的书记在大会上,批判前一阵子运动中太活跃的几个老师:你们太天真幼稚了,现在好了吧,要挨批判了吧?站错队是很严重的问题。。呵呵,明明记得五月份时他也带着全系同学上街游行来着。。可惜他是个大老粗,不会说图氧图森破,不然哪儿轮得到江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