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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难写,中国文学史尤其难写。刘永济1928年在沈阳东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日后编成《十四朝文学要略》,其叙论即云:“今代学制,仿自泰西。文学一科,辄立专史,大都杂撮陈篇,补苴琐屑,其下焉者,且稗贩异国之作,绝无心得之言,求其视通万里,心契千载,网罗放失,董理旧闻,确然可信者,尚无其人。……是则文学史者,直轮扁所谓古人之糟粕已矣。”如今近百年过去,国内各种文学史著作据说已逾千种,能够不被刘氏言中者,少之又少。文学史本是近世教育改制的产物,但和其他学术史相比,文学史的生命力似乎更为校园所囿,很多离开学校的人也许还会钻研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翻阅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或者饶有兴味地捧读高居翰的中国晚期绘画史系列,但如果不是为了备考或论文写作,大概没有多少人还会把文学史当作阅读乐趣之一种。在我看来,这其中除了著作质量的关系,一定还有文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殊之处,具体似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文学和历史的古老冲突,二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根本差异。如果说狭义的文学可以对应广义的诗,那么亚里士多德对于历史和诗的区分仍有借鉴意义:历史记述已经发生的事,而诗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一部文学史照理应当是已经发生的文学的记述,但作为被记述的对象——文学,其本身却拒绝被限制在一个已经发生的历史世界中,它随时要向那个即将打开它的读者开放,向他所有感官拥有的诸种可能性开放。由此,文学可视为一种超越文本意义上历时性存在的、精神意义上的共时性存在。所有过往的文学,如艾略特所言,同时存在于当下写作者和读者面前,其整体的秩序随时会因为一件新艺术作品的加入而发生调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该如何谈论文学的历史,既然所有的文学都汇聚在当下并处于生生不息的调整运动之中?事实上,我们能够描述的文学史,是作家作品的接受史,是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潮的更替史,是版本和文体的流变史,这些都和文学有关,但即便精通了这些,也完全有可能对文学还是一无所知。文学并非和历史无关,但文学无数次拥抱、吸收并最终离弃了历史,文学就是目睹巨石滚下山坡的西西弗斯,那一刻他卸去了历史的重担,轻盈欲飞,但下一时刻,他又缓缓回身走向巨石。在文学与历史的纠葛之外,尚有中西文学的同与异。如今在国内院校,治中国古典文学者和治西方文学者,几乎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两类人,他们之间偶尔产生的交流往往还是通过海外汉学家的中介,好比分居多年的夫妻要借朋友之口才相互知道近况,这样彼此淡漠的直接后果便是,治中国文学者近于迂而治西方文学者近于浮。要了解中西文学最微妙处的相同相通,非钱钟书的《管锥编》莫属,在我的视野中,《管锥编》是没有完成的现代版《文心雕龙》,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首先即是中西文心之间的拈花一笑。而若要知晓和感受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学范囿之外的特殊性,乃至中国人最深沉独特的文学情操,所谓清明与知性、安定和飞扬、文学与非文学之际的混茫兴起,我以为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上卷最具启发性,这也是我在离开学校以后,唯一还会时常翻阅的准文学史著作。退而求其次,是钱穆《中国文学论丛》中的部分篇章,所谓“中国文学之成家,不仅在于文学技巧风格,而更要者,在于此作家个人之生活陶冶和心情感映。作家不因其作品而伟大,作品因于此作家而崇高也”,也颇得中国文学整体面貌之精髓。今日学者,若是离此数人来奢谈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我总觉得有些可疑。近日闲翻台静农《中国文学史》,感慨良多。我并不想在此细究其作为一本中国文学通史著作的优劣,因为一方面,这本书只是台先生的未竟著作,生前虽私下广为流传,但未允出版,可见台先生自己也并不满意;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文学史著述本来就是一项前途未明的事业。陈平原写过一篇短文叫做《假如没有“文学史”》,构想出一个“文学史”彻底消灭之后的,注重阅读感受、个人体悟、不成体系但锐见纷迭的学术桃花源,但我很担心的是,陈平原这些年的努力,也许最终只是在文学史之外帮助增加了一门新的课程,即文学史学史。“没有文学史”永远只是假如,而假如一定要有文学史课程,我倒是宁愿选择台先生的这部书作为教材,虽然它是残缺不全的。台静农《中国文学史》的好处,其实亦可概括在前引钱穆的那段话中。细析又分为两层,一是因为台先生人好,所以这部书才好;二是这部书最为关心和用力的,也在于通过大量史料从各个侧面凸显各杰出中国作家的“主体境界”,而非具体作品或文学流变。西谚有云:要知道一个人的好坏,看他交的朋友。台先生早年与鲁迅、陈独秀,晚年与林文月、张大春,毋分长幼,皆成莫逆,好多时候,台先生醇雅宽厚、温润清拔的形象,正是由这些值得我们信赖的人所勾勒出来的。他年轻时颠沛流离,数次入狱,后辗转台湾,临危接过台大中文系主任一职,在海峡那端发心写中国文学史,早已超越学科规范和意识形态之束缚,钱钟书《谈艺录》序云,“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台先生此书也可作如是观,书中凡录例诗,往往不合选诗常轨,如述曹操,单录《却东西门行》(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不录《短歌行》,述王安石,录《寄友人》(飘然羁旅尚无涯,一望西南百叹嗟)不录《泊船瓜洲》,知者亦当识言外有哀江南在。书中于唐宋文学部分最为可读,也因唐宋诗人史料较汉魏六朝均丰厚许多,从而可以从容玩味诗人之完整主体。如论孟浩然,“观其生平出处,确有些类乎渊明;比于王维之朝市山林,则大不同。可是他的诗,却受渊明的影响少,受谢灵运的影响多。杜甫说他的诗‘往往凌鲍谢’,正道破了他诗的渊源”;论杜牧,“其所以有此情调者,则是因为才高一代,而寂寞当时,其磊落抑郁之怀,皆不觉地流露出来,寓呜咽于豪放,寄清峻于秾丽,往往令读者低徊感激,有不尽的言外之意”;论李商隐,“他尽可能地将诗的事实隐藏起来,而又尽可能地将诗的感情显示出来。这同写谜语不同,谜语是要人猜的,他的诗不劳人去猜,而是要人来感受。他将他的悲愤与感触,用文字故实、音调铸成一整体的意象,使读者不得不为之低徊激动,以此也就达到了他艺术的目的”;论黄庭坚,“以他那样讲求外形技巧,若非有一种时代痛苦精神激荡其间,则无以成其伟大”。凡此种种,均深得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要领,倒不单单显示了史料的拣择铺排。鲁迅曾经非常推崇的丹麦史家勃兰兑斯,在他那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序言里曾说过一段感人至深的话:“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这些过往的无数灵魂,汇聚成同一道大水,我们并不能将这水条分缕析,切割归纳,因为上游和下游、主流与支流的水已汇到一处,此刻每一颗水珠中都蕴藏着其余的水珠。文学,如水一般浩荡混沌,亦新亦旧,无有形状,是文学史每每想给予文学一个定形,这是冯至的诗吗?“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 / 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 / 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形”,但在最好的意义上,取水人最终也加入这水中,成为无限洪流的一分子。(原载于《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2.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