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几个老人,比如爷爷和他的兄弟们。

爷爷们那辈人,都是多子女,这是中国农村的传统,贪图多子多孙多福寿和人多力量大或真或假的好处,也因为没有好的节育方式,偶一冲动,就可能添一张嘴。大概除了长子长孙,其余的孩子生一个死一个,也喜也悲,只是并不大喜大悲,日子永远是悠远绵长的,过着过着,什么事就都成了模糊的回忆。

我与爷爷辈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且大都在童年和少年,以至写起他们来,有点像回转身去,从很遥远的地方往回找什么东西,这儿一点,那儿一点,碎碎片片就捞了出来,拼成个图样。

 

爷爷

爷爷他们哥儿四个,姐三个,他是老大,大号叫刘长生,活了七十四岁。

在我的印象里,爷爷似乎一直在行走,常常背着口袋匆匆来往于方圆几百里的山区,赶羊,寻牛找马,采草药。更年轻一点时,他是赶脚的,也叫做赶大车,驾一辕马车天南海北地给人家送东西,粮油酱醋箱子柜,甚至人,跑了许多地方。后来,因为子女多,赶上不太平的年月,太爷爷带着一家老小从辽宁跑到偏远的内蒙北部来,定了居。

爷爷同我讲,他们才到时,村子里的蒙古人刚刚北撤到坝后,四处杵着许多丢弃的破烂蒙古包,牛羊粪稀稀拉拉摊在土路两边。虽有早几个月到的人家,垒起了几座土坯房子,还是一片荒凉。

太爷爷下了车,看了看说,就这儿吧。爷爷哥四个,伙着几十个家人都下了车,埋桩子搭窝棚,家就这么立了起来。爷爷从一个四处游走的车夫变成了一个农民,带着几个正成长的儿女开荒辟地,置办牛马。

后来,父亲二十岁结婚,就有了我。再后来,我就有了记忆。

上小学之前,我和弟弟都睡在爷爷家里。那时候没有电,连煤油灯都很少点。煤油是限量供应,每年固定的几个月,各家人到供销社去买一小桶,就是一家人一年的亮。爷爷有一台很老很老的收音机,天一黑,牛羊一进圈,桌子碗筷收拾好,他就趴在扣箱上,把收音机的调频扭扭来扭去。收音机太老了,信号也差,每天电波丝丝拉拉的声音总要响很久,才能听到一个并不清晰的人声。多数是单田芳的公鸭嗓在说评书。调好频道,爷爷把我抱在扣箱盖上,让我和他一块听评书,接着用旧报纸卷一根老旱烟,点着了吞吞吐吐。

我所能记得的,同爷爷一起在黑屋子里听的有《童林传》《小五义》《五凤朝阳刀》之类的侠义小说,还有《包公案》《施公案》之类的公案小说。我虽听不大懂,但现在想来,那些声音却是对我人生的幻想和虚构的第一次启蒙。在孩子的眼里,有的吃有的睡,无需劳作,整日于田野中混玩,完全不晓得家里的境遇,这童年也就很快乐。

有时候,实在调不到收音机的波段,爷爷就放弃了,把收音机的天线一节一节缩回去,端坐在炕上,拿出他的小纺锤、钎子和一个小布口袋。布口袋里装的是一小团一小团的羊毛,这是羊圈里绵羊脱掉的,爷爷都捡了回来。他揪一缕羊毛,捻成细绳状绕在小纺锤的钩子上,拎着另一头,右手使劲把小纺锤转起来,很快那缕羊毛绳就变得均匀、紧凑、结实了,成了一根略有些粗的毛线。爷爷接着续一点羊毛,再纺,等羊毛线足够长了,他就用小车辐条打造的钎子织东西。我和弟弟穿的羊毛袜子,戴的手套,脖子上围着的围脖,都是爷爷长满老茧的手织出来的。他虽是个男人,可织出来的东西,针脚密实,尺寸掌握的极好。我总是围着他的羊皮袄坐在对面,盯着旋转的纺锤,看乱作一团的羊毛怎么变成毛线。后来听一首歌里唱:“生活就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脑海里立刻就跳出爷爷纺羊毛线的场景。长大成人后,我才懂得爷爷每个夜晚的劳作意味着一家人生活的艰辛,但在当时,只感到纺锤转动的轻微的嗡嗡声,和逐渐成型的袜子、手套,构成了我对农村黑夜的全部概念。

那台老旧的收音机彻底罢工,爷爷找人修,也不见好转,他便生气地狠狠敲它,有那么几次真的敲出了声,但马上又断掉,只剩下丝丝拉拉的无名电波。爷爷叹了好多天气,也就放弃了。他应该也有一种寂寞——如果可以用这个词——出门是山,翻过山,还是山。他年轻时走南闯北、居无定所,见过许多世面,遇过许多人,如今被生活囚禁在山沟沟里,终生不能再去哪些地方,心底一定有很多不甘,有许多想往。

我躺在爷爷家的炕上,总不爱早早睡觉。患了一辈子哮喘病的奶奶在炕头费力地喘着气,仿佛总是一口气上不来就要过去得样子。窗外有时候看得见白色的月亮,有时就是一片漆黑,爷爷知道我瞪着眼睛睡不着,就说:“我给你讲个笑话吧。”对爷爷来说,所有虚构的东西都是“笑话”,他不说“故事”这类的词,只要说起一件没有真实性的事情,他总说“我给你讲个笑话”。他给我讲并不好笑的“笑话”,也讲他赶大车时遇到的稀奇古怪的事,兴致好时,他还会唱一种小调,《杨二郎劈山救母》一类:“杨二郎来到大山前,抬头看不见天……”,唱到一半没了声息,自己打着呼噜睡着了。因为听多了爷爷讲的“笑话”,我上了初中,晚上和一群半大小子挤在一铺炕上,不知如何开的头,开始给他们讲故事。到我这,为了显得师出有名,“笑话”成了“故事”。起初,我只是把爷爷讲给我的复述一遍,到后来这些内容都倒完了,大家还要听,小小的虚荣心促使我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见底了,便胡编乱造。开头总是这样:“从前,有那么一家子。”这话也是爷爷说的,他每次讲故事的开头都是这句话,说这话自有其原因:“拣粪离不了粪叉子,讲故事离不了一家子。”我就用爷爷讲的一家子开头,这一家子不是有三个儿子,就是有三个女儿,或者有头会说话的牛,再就是有条人变的狗。这一段说书人一样的生涯,开启了我的虚构之门,我开始知道世界并不只是眼睛所见、耳朵所闻的那个样子,心里所想甚至是胡思乱想都是有趣有意义的。

爷爷的生活压力很大,大儿子虽然早夭了,可父亲、三叔和四叔三个余下的儿子,总要结婚成家,大姑和小姑两个女儿,也总要出嫁,每一次都是不小的开销。内蒙北部贫瘠的几亩地,将将对付一家人的口粮,爷爷只能想别的法子赚钱。他和二爷爷俩人,常跑到蒙古人聚居区打工,但那时候处处穷困,也只赚到块八毛的零用或者几张羊皮。后来,爷爷和二爷爷两个,同村里另外几个年龄相当的人,到坝后去挖宝石。所谓的宝石,也并非何等宝贵的石头,他们只是把所有值点钱的石头都叫做宝石。爷爷走之前,会让家里人给他炒半口袋棒子面,灌一罐子咸菜,背在身上,拿着短小的搞头和铁锹一路步行而去。十天半个月之后,他们回来了,面容憔悴,身形消瘦,炒面和咸菜早就吃光光,面袋子里装着半袋子各种形状的石头。现在想起来,大概都是水晶一样的东西,但质地并不纯。爷爷从这一堆石头里捡来捡去,挑出一些,剩下的往地上一散:“你们拿去玩吧。”我和弟弟们就冲过去哄抢,拿着石头在石台上磨,希望能给自己磨一副宝石眼镜,但从未成功过。

爷爷去世后的许多年,我再回老家时问过二爷爷,当年他们是怎么挖宝石的。二爷爷笑着说:“别提了,别提了,遭老罪了。”二爷爷告诉我,他们先去踩点,也就是看山,观察山的走势和形状,找一个可能是宝石眼的地方开挖,为了省工,这个洞仅仅能容一个人,一挖几十米,不见宝石,只好另开一个洞再挖。很多次,他们都差点被塌方埋在里面。因为这个,我对洞穴类的空间生出恐惧,即使在家里下土窖去捡土豆,也总是担心头顶巴掌大的光亮瞬间被掩住。

因为这些劳作,因为内心对家里贫穷境遇的着急,爷爷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最开始,是身上经常长火疖子,今天一个,明天一个。有一次,爷爷背部长了疖子,他没当回事,跑到南边的园子里去刨树疙瘩,伤口迸裂,感染了。疖子越长越大,严重到下不了炕,晚上睡觉也只能趴着。父亲他们两天一次跑到邻村去请焦大夫,焦大夫配了些草药搜熬了敷伤口,可仍不见好转。家里人说送去乡卫生院,爷爷一边呲牙咧嘴,一边不许:“一个火疖子,没多大事。”其实连幼小如我都知道,事情很大了。最后焦大夫见他执意不去卫生院,说我给你作手术。也没有麻药,爷爷咬着一条黑乎乎的手巾,焦大夫把感染的肉挖了去,血水浸湿了半床褥子。爷爷的身体竟然渐渐好了,只是背部留了个大大的疤。

时间就这样过去,父亲成了家有了孩子,三叔成了家有了孩子,等四叔取了媳妇,也有了孩子,爷爷就老了。老还不算,突然一天醒过来,闹半身不遂,治了一段时间,有所缓解,但从此没离开拐杖,每天拖着一条腿在街上走。我们那时小,并不懂得一个人失去良好行走能力的痛苦和屈辱,竟然互相说爷爷拖着腿走路的身影像《天涯明月刀》里的瘸子傅红雪。这次病后,爷爷不能再干活,头发花了,眼睛也花了,牙齿脱落,连脾气秉性都变了。爷爷按习惯住在老儿子家,小姑还未出嫁,四婶凭着农村妇女的本能和传统,觉得他是生活的累赘,就经常打起架来。我虽在高中上学,离家两百里地,偶尔一次放假回家都能碰见他们打架。当大队书记的四爷爷主持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做了个大分家,作为长子的父亲需要担待事情,决定爷爷住在我家里,连小姑也一并跟着过来。好在小姑当时有了对象,不多久就嫁到几十里外去了。

爷爷住到我家之后,每天吃完饭无所事事,变得唠唠叨叨,看什么都似乎不顺眼,而且像个孩子一样爱耍脾气。当时我和弟弟两个人读书,父亲是个几乎没有收入的民办教师,全家都靠母亲一个人种的十几亩地和养的几十只羊支撑。有一年秋天,我从乡里的高中请假回家,向父母讨要资料费。父亲和母亲一起垛干草,爷爷拖着病腿进院子,喊父亲:“刘真海,你给我到东边供销社买袋白糖去,我想吃糖呀。”父亲支吾着说:“你回吧,你看忙着呢。”爷爷不依不饶,又喊:“刘真海,你给我到东边供销社买袋白糖去,我想吃糖呀。”一叉子草从高高的草垛上落下来,掉在母亲头上,她生了气,冲爷爷喊:“哪有钱给你买糖?孩子回来拿学费,学费还没借着呢,还要吃糖。”父亲听母亲吼爷爷,有些不高兴,就吼母亲。我在园子的角落里看着听着这一切,心里泛着少年的酸楚,忽然明白了那些语重心长的唠叨:“家里供你读书不容易,你要争气。”我曾经赌气地觉得,凭什么我要为你们读书呢?大概就是在那一天,我知明白了,我必须为他们读书。儿孙们能过上不一样的日子,是他们生活里唯一可希望的事情,是烈日下的一片阴凉。这片阴凉,他们即使享用不到,可看着我一步一步往哪那走,心里也是美的。我没有等到父母去借钱,走了四十里山路回了学校,一路上我都希望爷爷吃到了他想吃的白糖。但我不敢向家里人问起这事,什么样的回答,似乎都不能使人快乐。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在高三,家里没通知我,那一天,同往常一样埋在书堆里,并没什么心灵感应。我寒假回家,吃饭时发现只剩下父母、弟弟和我,少了爷爷,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那时,愚笨如我仍没感受到失去亲人的实实在在的悲痛,只是心里有些堵,是说不上来的一种空。奶奶去世时也是如此。我仍不明白死对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他们仿佛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不会再同我们一起吃饭、睡觉,有点像去一个亲戚家里串一趟没有归期的门。他们把爷爷奶奶合了坟,我和弟弟骑着摩托车去给他们上坟,看到北面荒山坡下几个土包,心里突然感到一种笃定:这是爷爷和奶奶,这是太爷爷和太奶奶。这块满是石块和荒草的地方,竟如同是一个奇异的家园。我想到,终有一天我的父母以及我,都会埋在这,和早先离去的亲人团聚。可现在,许许多多的阻隔使得这家园不再属于我,我还看不出其中含着的是幸还是不幸。

弟弟告诉我爷爷离开的大致情形。那是一个极冷的冬天,爷爷咽了气,四爷爷带着弟弟去村里有壮劳力的人家,请人帮忙去抬棺材。到一家大门口,戴着孝的弟弟先要跪下磕头,到屋里再磕头,四爷爷说:“文泽他爷爷没了,明天出殡,明天帮忙去抬抬杠。”天冷,活累,妇女们又都觉得晦气,脸色并不好看,男人们经惯了这事,说行,没啥旁的事就过去。弟弟就这样一家挨一家地磕过去,而这,本该是我这个长孙的责任。爷爷躺在棺材里被村人抬出村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呢?在两百里地之外做习题还是背课文?

爷爷的去世,让我重新回想起奶奶的去世,那还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上学路上,我被一个骑自行车的村人拦住,说:“快回去吧,你奶奶要不行了,赶紧看一眼去。”我坐他的车回村,进了院子,被父亲拉到屋里。奶奶头冲炕里躺着,盖着厚厚的被子,她本来就极瘦的脸更瘦了,眼睛像两汪淘过米的水,浑浑的。按着大人的指示,我握着奶奶的手,在她耳边说:“奶奶,奶奶,我来了,你看看我。”旁边的人们也在七嘴八舌地说,你不是念叨你大孙子么,你大孙子来了,快看两眼吧。从我一出生起,奶奶就用她的手臂抱着我,用她的肩膀背过我,她的手我拉过,七八年,可似乎就在那一天我才清晰地感觉到这双干柴般的手,是奶奶的手。提起这个,不是要复述奶奶的去世,而是忽然想到在那段日子里从没有人注意过爷爷,也没有去关心他的感受。看着这个和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女人渐渐离去,爷爷究竟是种怎样的心情?他肯定会难过,但我和我的家人,都不记得他有过特别明显的表现,即便在这样的时候,他还是忍着心里的悲痛,当好自己的一家之长。如此一脉相承,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也一定在悲痛中重新明白了自己肩上的重担。这样的家族传承,没有任何仪式,却极为重要。

十几年过去,有关爷爷的许多记忆都变得模糊了,但他在风雪里把我们裹在羊皮袄里的温暖的身体,他在漆黑夜里带着我听评书的情形,他躺在火炕上给我讲的故事,却深埋在了骨子里。我考到北京的那一年,村里人见了都说:“你们家祖坟冒青烟了。”我不知道地下的爷爷能否得到这个讯息,我希望他得到,虽然他从来也没觉得考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我很后悔,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好好了解一下他的内心,活着哪怕只是了解一下他前半生的生活。但我一直记着,有一天我会写一部书,故事的主角就是爷爷,他正年轻,赶着马车行驶在北方的某条路上。

 

二爷爷

二爷爷高个子,身体一直是哥四个中最好的,现在也只剩下他一个活在世上了,八十四岁。二爷爷家的儿子,就是在《三叔》那篇里给文迪打针的那位,取了个厉害的媳妇,我们叫做二娘,她是个神神叨叨的人,我后面还会写。二娘家买了电视,放在自己住的西屋里,二爷爷和二奶奶住在东屋,二奶奶有自己的心里世界,整天守着自己的火盆抽旱烟。二爷爷闲不住,喜欢看电视,可二娘不许他看,说费电。二爷爷就到我家、三叔家或其他邻居家,坐在炕边上看电视,一看就是半天,他从不动遥控器,你给他放什么节目,他就看什么节目,就连村里人从来不看的外国电影,他都能看进去。快到饭点,他就站起身来,拿起那顶无论冬夏都戴着的帽子,说:“回去了。”留他吃饭,他摇头,三两步就出了门。

因为爷爷的一条腿瘸了,后来四爷爷也瘸了,比爷爷还严重,二爷爷便每日担心自己也会和兄弟们一样。他自己攒了点钱,常到村东的药店去买一瓶子钙片,在没人的时候偷着往嘴里塞。不知是不是钙片的效用,他的腿脚一向很好。

 

三爷爷

三爷爷是个算命先生,今年春天没的。父亲打电话告诉我,三爷爷去世后,他们家里摆满了外地送来的花圈。他大儿子是村里的第一个大专生,毕业后分配到地质局,干了十几年,当了局长,又过了两年,飞黄腾达,做了一个地区市的副市长了。因了这个,三爷爷身份不太一样了。有一年他大儿子带着妻子女儿回来过年,黑天的时候小汽车进了村子,三爷爷就让小儿子点燃了一万响的鞭炮,还放了几只烟花,仿佛是迎接下来巡视的钦差一般。三爷爷的意思,是要告诉全村的人,当了大官的儿子回来过年啦。

三爷爷家因为有儿子的资助,花钱就比较充裕,从苦日子过来后,对好日子就不太适应。三奶奶找人给打了两个巨大的金镯子戴着,逢人就说:“没啥用,死沉死沉的。”三爷爷不爱穿戴,喜欢吃甜食,买了许多白糖放在柜子里,吃白米饭也要拌上些白糖。结果不几年就查出了糖尿病,他不像爷爷和四爷爷瘸了一条腿,而是整个人瘫在了炕上。过完年,我们去他家拜年,一进屋,看见他窝在一堆被子里,瞅见人就说:“谁呀,谁来了?”三奶奶告他:“你孙子,你那帮孙子们。”他挤挤眼睛,认出是我们,就咧开嘴哭起来:“你三爷爷不行了呀,下不了炕了,瘫吧啦。”三奶奶训他:“你哭啥,孙子来看你,你哭啥,跟孩子似的。”三爷爷抹了抹眼泪,逐个问孙子们有对象了没,有对象的有小孩了没。有人说还没有呀三爷爷,等着你给介绍一个呢。他就笑,说人我倒有,就是我介绍的你们看不上呀。才说完,又咧嘴哭起来:“你三爷爷不行了呀,快完啦,喝不着你们喜酒啦。”我们便七嘴八舌地说:“三爷爷且活呢。”三奶奶抓两把糖塞给我们,说去东屋吧。我们就推门,到另一个屋子,三爷爷的儿女们嗑着瓜子,彼此问候着新年。

有一些年,三爷爷背着一个袋子,走街串巷卖菜籽,卖老鼠药。他和我们说,他药死的耗子成千上万。再后来年龄大了,他就改算卦,动不动就给人算一卦,天天拿着不知哪儿弄来的袁天罡和李淳风的《推背图》研究,然后告诉我们:“你看你看,这都有定数的,江泽民坐完帝,就是胡锦涛坐帝,书上早就写了。”每当发生什么国家大事,比如南方洪水啦、四川地震啦,他就会掐着指头算,然后歪着脑袋说老天爷收人呢。或者发生家庭琐事,比如刚好我家的毛驴很晚没回来,他听说了,也要算一下,说:“在西北方向,你们就往西北去找吧,准能找找。”没有人往西北去找,因为牲口从不往那边去。病倒前几年,他拎着一个小板凳,坐班车到林东镇汽车站前面的广场上,摆摊算卦。他也给我算过,说我是河柳木命,不能缺水云云。

 

四爷爷

四爷爷大概当了村里二十年的大队书记,刚强,会算计,用各种合法不合法的手段,为自己家捞了不少钱。父亲和我说,他有次去四爷爷家里,无意中看见光别人借钱的借条就有厚厚的一沓。他们家是方圆五十里第一个买电视的,而且一买就是彩电。但后来,还是因为儿女的问题,闹得鸡犬不宁。

四爷爷的儿子,在叔伯辈里最小,我们就叫老叔。老叔念初中,就和一个女同学谈恋爱,这个女同学考了高中,和老叔还是没断,后来就辍了学,两人结婚了,成了老婶。老婶的娘家刚好和母亲的娘家是一个村,叫白庙子。老爷爷托人,又花了钱,把老婶送到林东镇的进修校去学了两年,再托了人花了了钱,把老婶安排进村小学教书,成了正式的国家职工。但他们家总是不安宁,三天两头打架,打着打着就打散了火,老叔和老婶过了十年日子,终于离婚了,留下一个儿子。

离婚时,因为怕老婶把家里的财产分去一半,四爷爷出主意,让老叔给他亲姐姐(按排行我们叫四姑)打了一张20万的借条,意思是要分家产,也得把20万外债刨除去再分,这么一算下来,老婶几乎没分到什么东西。离婚不久,老叔又结了婚,取了一个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女孩。但后来,四姑家和老叔家又闹了矛盾,那个为了权宜之计而写的20万借条,四姑竟然一直没给老叔,也没撕掉。一闹矛盾,四姑拿出20万的借条来,说:“欠债还钱,这20万,你得还。”四爷爷和老叔都没想到四姑来这么一招。那时刚强的四爷爷已经半身不遂,也一条腿瘸了,气得使劲用拐杖敲炕沿:“白眼狼啊,这个白眼狼,我算是白养活她了。”老叔发了狠,冲到四姑家,把他们东西砸了,没想到他一贯疼的外甥打了他一顿,四姑父还报了警,老叔给抓进局子里关了一个星期。

 

刘汀 2011-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