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文字摘自《读书》杂志2011年6月号上。文章的作者叫甘琦。文章的标题很乏味——《出版业:向美国学习,还是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记美国独立出版人安德列·西弗林》,但文章好读。

安德烈谈出版集团:

安德烈的回答肯定而巧妙:“不如打个比方。共产党的系统有政委,把握发展方向。集团公司相似,财务人员就是政委,指导原则是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如果诗歌赔钱,很简单,砍掉。翻译书赔钱,砍掉。慢慢地,严肃类别越砍越少。所以这是个结构问题,根源就是商业野心。”

他继续说道:“这个结构拒绝冒险,因此新作者很难获得出版。一方面,它只关注畅销书和大作者,导致大作者被过度支付。另一方面,一旦出现小出版社出版了成功的作者,就用高额预付金把他们抢到手,导致小出版社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局促。你看看曼哈顿的情况就知道,幸存下来的独立出版社已屈指可数。”

“那么你认为以利润为中心的制度设计到底使出版业丧失了什么?”

“丧失了翻译——人类观念的一大部分;丧失了独立出版社——理念多元化的来源;也丧失了政治批评——布什政府上台的前两年,没有任何大公司出过一本批评伊拉克政策的书,只有小出版社出。所以,说到底,我们丧失的是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