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媒介如此发达而作者又时时和自己的作品捆绑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代,小说再也不可能是意见单纯的文本,每一部作品,都必然要和自己的作者、评论、广告形成一个或大或小的事件。在这个事件里,即使单独看作为文学物质载体的书籍,其封面、扉页、前言后记等的勾连关系也前所未有地参与进对意义的制造和消解中。从接受的方面看,当下的读者几乎不可能单纯以阅读文字的方式来面对文学,他只能一股脑地把无数种与此作品相关的事物全盘容纳,之后才可能谈及日渐微弱的阅读感受。

我要说的是一本小书——《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并主要通过对这本小书的分析,勾勒出作为“事件”的小说是如何构成的。这是阿乙的第一部小长篇,出版以来好评多多,不少人强调了他写作中对人之荒诞的描述,并因为“无聊而杀人”这一个哲学化的主题而兴奋不已;另一个路子是赞扬阿乙叙述上的冷静、内敛和富有张力,把他看做是近年来汉语文学的一大收获。这些评论和赞扬都各有其道理,但我在读完书后,却发现一个极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人们把小说和小说之外的一切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却只评价小说本身。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谈,单独就小说论小说,已经没有了可能。我所看到了若干评论,论者大都只是从文字内部来理解这部书,至多加上了作者的维度,这其实远远不够。我更愿意把现在的一部作品当成一个文学事件来看,小说只不过是这一事件的核心要素。

具体到《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作为一个有心的读者,你会有意识地注意到这本书的封面、标题。宣传语、名人推荐,以及出版商和作者随后展开的一系列宣传活动。我相信对任何一个读者而言,这些都会影响到你对文本的阅读和判断,有时甚至是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文学不再是摆在书架上,等待有缘的读者去读它,或者,亦不再是单纯地被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们分析、解剖,它正在成为一个以文本为核心,关联到作者、出版商、媒体、书店、读者等若干因素的小规模事件,它具有了立体性和持续性。我暂时把这些因素,统称之为“外文本”,而小说内容,则是“内文本”。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我想,我该干的是以阿乙的书为例子,对这些貌似和文学无关的东西做一点可能的分析。
在文学市场化的今天,图书的封面几乎成了超越于文学品质的要素,随便找一个出版商或编辑,他都能告诉你一个好的封面对一本书的重要性。可什么是好的?一般的感念,所谓好的封面,首先是能够让书从书堆中脱颖而出,眼前一亮,其次是它能贴合内容本身所要传达的气质。《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封面主打红色调,这无疑契合着书中那场残忍、血腥的凶杀案,一个油画式的面容斑驳的脸,那只唯一完整的眼睛似乎看透一切,又似乎空洞到虚无,而这几乎就是主人公的一幅画像。这个封面最早被出版商于微博中发布,获得诸多好评,从这一刻开始,封面已参与到了对这一事件的构造之中了。在其后的几次阿乙的活动海报中,红色调与奇异的脸,始终是其中占主要的两个因素。海报,在这种程度上就是封面的延伸。

除了这些,封面上还有两个文字项,其一是标题——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来了,读了阿乙的前言,读者自会知道,这本书作者计划中的原名是《猫和老鼠》,作品的“告白”部分,主人公宣扬了自己关猫鼠游戏的论点。而如今的标题是——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不妨将两个标题对比一下,很容易发现它们传递的信息是截然不同的:猫和老鼠,它指向了一种有意识的主动性的,甚至是互动性的行为——猫逗老鼠、猫捉老鼠、猫鼠互动、猫鼠游戏,深究下去,可以发现这个标题里隐藏着主人公的一种自动意识,一如作者所言:“这篇小说标题(原题)为‘猫和老鼠’,喻示的是互动关系中的位置与使命,一个穷凶极恶地追,一个没日没夜地跑。”而“下面,我该感谢什么”这个标题则无意暗含着迷茫、空洞、烦躁、无聊、无所事事,它虽带着疑问,却又似乎并不期待回答,或者说干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干点什么,也就是主人公最后坦诚的杀人目的:充实。两个标题相比较,后一个标题自然更能贴合小说的宣传点:“因无聊而杀人”,一如作者在前言里说的:“我将作者设定为一个纯粹的人,就像电影《出租车司机》中的特拉维夫,他的子弹注定要射出,至于射死的是总统候选人还是黑社会,他并未深究,他只是需要子弹射出。”

我们不清楚作者改书名的具体原因,但可以从作者和出版商在出版前的部分言论中推测到,这个书名和出版商对这本书的定位关系极大。虽然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证实的事情,但阅读者必须对这一点保持冷静,我们有必要在一个复杂的文学文本中辨别出各种力量的角逐。这个角逐的初衷是,要把一本书打造成人们最需要的样子,了解当下图书出版流程的人很容易明白,每本书都有它的市场定位、目标群体、宣传策略、营销手段,而这所有环节,无不围绕着“书名”来运作的,甚至有出版商宣称:“好书名等于成功一半。”从这一角度看,“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是出版商和作者为这本书“量身打造”的名片。

封面的第二项文字,是宣传语和介绍语:“这可能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勇敢的小说,完全超出想象。它和《麦田守望者》,构成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犀利、深刻,直面现实;一个伤感、忧郁,留有希望。比起塞林格的赶上,阿乙显然更加勇敢。”大概所有的读者都知道这段话的本意是“忽悠人”,但还是会或多会少地受到影响,即使不去考虑阿乙与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和《下面,我要干些什么》在文学天赋和作品深度上的可比性,只就两部小说的风格而言,其实完全是没有关系的:犀利深刻、直面现实与伤感忧郁、留有希望,并无本质的关联性,因而也就并不能天然地构成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显然,在逻辑和事实上是否成立是一回事,这种对比是否发挥作用又是另一回事。我们从精神分析和心理学那里早已经知晓:一个假设的事物,常常能够发挥甚至超过比它确实存在还要大的能量,这些没有“所指”的“能指”,犹如语言和意义的黑洞,它可以把但凡有点关系的事件都吸进去,为己所用。必须承认,这段宣传语在漫长的前辈作家序列里,为阿乙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标志物——塞林格。有趣的是,在书出版后的若干评论和阿乙的访谈中,被拿来和这本书比较最多的作家和作品却是加缪和他的《局外人》。毫无疑问,这才是阿乙这部小说的真实“文学源头”。

加缪之于塞林格,《局外人》之于《麦田守望者》,是截然不同的作家和作品,塞林格无疑更具市场号召力,更能引起目标读者的共鸣。分析到此,这一事件中的两个层面更为清晰了:在文本内核上,阿乙绑定于加缪,在小说宣传上,出版商帮绑定于塞林格,这样,这部小说就在内外两方面和20世纪文学史上两位伟大的作家和两部伟大的作品达成了同构,它们刚好成了它站立的两个肩膀。

而在封底的推荐语上,出版商也有着非常缜密的布局,五条推荐语分别来自:北岛、《人民文学》赏读、卓越亚马逊读者、本书编者、作者,这五个身份构成了几乎一本书的全部外部环节,它们分别是:文学权威、杂志权威、普通读者、编辑、作者自身。细读五条推荐语,可以发现,除了编者和作者的两端,其余三段都并不专门指认本书,而是对阿乙之前的作品而言的。封底的文字,和封面的文字,一起构造了整个封面,并通过封面完成了这部小说的所有外部建构。该参与到这一事件的人都到齐了,万事俱备,只欠本书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