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住在县医院名叫“新房子”的家属区,我的自行车记忆,最早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那时候在新房子大院里有三四十户人家,大小小孩也该有三四十个才对,但是只有一个叫做杨阳的小孩有自行车,当然不是真的自行车,而是儿童三轮车。杨阳父亲是妇产科主任(不明白为什么),据说是从日本归国的华侨,杨阳母亲家是广州那边的人,于是在四川东部的县城里,他家成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家庭,除了口音很洋气,所有的东西在我们眼里都很洋气,其中杨阳的三轮车,就是孩子们眼中的终极玩具。杨阳是个独子,在七十年代的中国,独子是很稀罕的,所以杨阳自然就非常霸道,占强好胜,经常跟别的小孩打架,他们家的门,常常被打败了的小孩泄愤踢破,所有人家的门都是灰色的,他家的被踢破换成黑漆的,然后再踢破,又钉上原木板补漏洞。有一次他惹恼了外科主任李家的三兄弟,闹到大人那里,李家妈妈竟然放出话来要跟人拼,说我有三个儿子,打死一个还有两个……结果可想而知。不过虽然杨阳霸道,也常常有家长带着小孩去敲门赔礼道歉的。我一向温和谦让,但也跟杨阳有过几次世界大战一般的打斗,倒没有头破血流,但是也够惨烈。我说这些,是要铺垫一下,就是说在这样的上下文中,小孩们在停战后不超过一天,就会主动找到杨阳说话,因为他们想要玩玩杨阳的小三轮车,那车显然是从广州带回到我们小县城来的。有时候,杨阳自己寂寞无聊,看见没人跟他玩,也会主动去跟人搭讪,问,你跟不跟我玩,跟我玩,就给你骑一下自行车。我们所有小孩在多数情况下都会半推半就地跟他恢复友好关系,当然例外也是有的,太倔强、或者某一次伤害过于惨重,就不可能马上恢复邦交。

 

那个叫做“新房子”的县医院家属院,当然还有童年的很多其他故事这里没法讲,不过后来长大了我跟杨阳成了好朋友,各自是各自班上的特优学生,经常在一起交流学习经验,明争暗斗。有一次停电,杨阳跑来找我,说报名参加歌咏比赛要唱一首歌,叫我听听他唱得好不好,就坐我面前一板一眼地唱了起来,蜡烛灯光在脸上飘飘乎乎,我很惊诧他的大方,可是唱的什么歌早就记不清了。改革开放之初,我最早听到电唱机里面放“ABC Good Morning!”,就是在杨阳家的床头边,蓝宝石和红宝石颜色的半透明塑胶唱片,以前只在别人家的痰盂盖子上看过破的,现在传出那么异国情调的声音,他奶奶的水烟壶在那冒着烟,他妈妈慵懒地半躺在床上热情地招呼一帮子小孩“来来来,来学英文!”。后来他们举家迁回广州,我还送他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查办天字典用英文在上面写了以后相会在某大学之类的话(我确信写的不是“愿相会于中华之崛起”)。后来他们带信回来说,在广州连厕所门上都写的是英文呢,我们就有点恐慌,在广州要是不认识英文,岂不是要尿在裤裆里……

 

童年的那一个时期,还有另外一档自行车往事。1972年我们全家在成都住了一个夏天,记忆中最早的牛奶冰糕、煤气包公共汽车、烂在垃圾桶里的灯笼椒臭气和满街的水蜜桃香味,都是来自那个夏天,到底父母为什么会这样休假我完全不知道。那时住在姨婆单位的招待所,姨婆学音乐出身,身子瘦得皮包骨头只有四十几斤(一说六十几斤),每天还飞跳飞跳地干革命。她在“四川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工作,那就当然有很多电影可以看,甚至内部电影。但我只记得在那个夏天我看到了生平第一台电视机。每天午睡后熬到三点半,就慌慌张张地直奔五楼拐角过去的电视室,坐在椅子背上远远地看《地雷战》什么的。好象就是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叫做“余波”的大孩子;也可能我认识他是因为姨婆叫他带着我跟孩子们一起玩?后来“余波”就带着我跟他们大院里的孩子们疯玩了一个夏天,或者其实只有两三星期?总之跟余波他们记得的事情,就只剩下骑自行车了。那是成年人的28男式车,连余波的个子也不足以坐上去,他就站着骑,就是有点像单脚滑行那种,只是另一只脚穿过三角横梁下面在另一边踩,我这么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反正那个夏天的奖励,好像就是可以骑一下余波的自行车,或者被他带着滑行一段,这个我不太确信。四五岁时候的玩伴,二十多年后我心急火燎地去成都办护照出国,老人们还说起余波妈妈,以及余波在什么电脑公司工作,问我要不要去看他,我说,哪个余波?去看他作什么?可见当时我跟他确实很要好,或者仅仅因为姨婆跟余波妈妈很要好也说不定吧。

 

童年时我还出过自行车事故。不记得是七十年代哪一年,父亲出差带着我,去了舅舅舅妈所在的城市,回来时,父亲要忙医院的药品,让舅舅带我去火车站跟他会面。火车开车前两个多小时,舅舅就骑上他的自行车带着我出发了。舅舅把自行车叫“脚踏车”,我还恍惚记得他笑开了脸地跟我说,要用脚踏车带我去见爸爸,那样子相当于现在美国的大人说带你去迪斯尼乐园玩一趟。反正我坐在前面的大梁上,舅舅紧赶慢赶,也没有什么路,或者舅舅为了抄近道,结果有一大段干脆就是脚板大的鹅卵石,颠颠簸簸地抖得我小屁股很痛很痛,后来我的脚夹在了自行车的后轮里面——那么我开始时是坐在后座上的?——再后来熬不过颠簸终于连人带车一下子翻倒在地上,把舅舅翻到哪里了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右脚压在车架下面,当时取出来就肿起一个包……从那以后,我总觉得右脚脚背高出来一块,少年时代乱飞乱跑常常崴了脚,也不知道是否跟这次事故有关。2007年夏天我带着可颖和朵朵回成都去看望家人,舅舅一家也早都安居在成都了,一把年纪的舅舅,还是改不了喜欢摆弄各种电器元件、小机械什么的,改装了一个三轮车,见面地点干脆就是饭馆,聚餐、吃酒席之后,舅舅居然提议骑三轮车带朵朵和倩倩(我表弟的女儿)一起兜风。想起小时候他带我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现在从旁边看过去时,却见那三轮车车体上贴着打印的八个楷书大字:“老人自用谢不载客”。

 

初中高中跟自行车没有任何瓜葛,但是大学时候跟自行车又比较有关系了。那时候我还梦见过高中上学迟到,骑了一辆破自行车,天没亮就朝学校飞跑,去学校的路,陡直的上坡下坡,甚至包括垃圾场和山中小径,梦里梦外都气喘吁吁。大概因为大学那些年我确实就是气喘吁吁度过的吧。刚开始也还雄心勃勃过,初到北京,北京有另一家亲戚,外公那一支的,算起来是姑婆吧?姑婆家新婚的小姨夫妇和小舅轮番教我骑车、陪我练车,那一年的国庆假期,我就在他们单位的篮球场上歪歪扭扭地练车,直到一下子撞倒篮球架的铁管上面……后来他们就把家传的那辆“红旗牌”自行车连同《北京市自行车证》一起交给了我,据说该车年纪比当时二十岁的我还要大,《北京市自行车证》上面的年份果然证实了这点。我就骑着这辆车走过了大学四年。那时写信回家告诉父母自己会骑车了,把学习怎样“把握”自行车龙头的过程,比喻成学习“把握”自己的人生。看来我一向是在现实世界寻找比喻,可能正是因为这个耽误了我很多的前程…..显然我学骑车学得很辛苦,在冬天来临前,我有一次从车上摔下来,右脚脚背踢在自行车光亮裸露的齿轮上,踢出一道很深的伤口,一个冬天也没有愈合。在1989年那个难忘的六月初,我把这辆“红旗牌”自行车以及很多别的东西永远留在了天安门广场边上,这是后话,想当初我骑车在校园里穿过时,也曾被大清早年轻学子赶早课的车流感动过;也曾像大多数在京学生一样,在秋高气爽或者柳絮飘飞之日意气风发骑车去了香山、颐和园之类,甚至远到长城、十三陵,但是最最难忘的,是88年国庆节跟几个朋友去百花山迷了路,结果差点骑进了太行山去,三天三夜在大山中穿行,艰难地上坡,再从盘山公路上飚车飞下去,撞到一块石头就弹起一丈高……某晚上,我们被运煤卡车下坡来的雪亮车灯照得睁不开眼,停了踏板站在路边等,车过后定睛一看,幸好是左脚踩在地上,右脚那边如果踩下去,直接就是悬崖。那晚就做梦梦见当时右脚落空,一头跌进了深渊,还是骑车俯冲的姿势……那一次车上带着索尼板砖单放机,一路上放着詹姆斯•拉斯特的排箫专辑《Blue Bird》,音乐在大山大路月黑风高中回荡初秋的山谷,那景象和那音乐,刻骨铭心。等到最后在北京门头沟的山上转过一道梁,突然看见山下一片灯火,才知道文明世界有多么的温暖。

 

大学时还常常骑车去城里,差不多每周去中国美术馆看展览,偶尔看演出,基本是独来独往,我很奇怪有一次竟然有兴趣去什刹海北海那边看武术比赛什么的,之前在外面小饭馆里,就着两片面包买啤酒喝,要了一升,也不知道一升到底有多少,结果上来一看就懵了,喝到晕头转向,回学校时骑在车上还有点晃。

 

当然大学时我像很多人一样谈了一回灾难性的恋爱,而且也跟自行车有关,因为她骑一辆当时觉得很漂亮的白色的车,黑压压一堆车里面,远远就能认出来。第一封情书就是压在那辆惹眼的白色自行车后座上的,想来那时我对于爱情美好的一厢情愿,就如我对那辆车的想象吧,其实那车近看质量不好,白漆也抵挡不了北京的风尘,后来不知道怎么的,我父母就用火车从四川托运了一辆崭新的飞鸽牌女式车来,我自然就送给了她,可是不久我就再也没见到这辆车了,何况它是墨绿色。     

 

大学最后阶段,还发生了一件跟自行车很有关的突发事件。就是六月初的大事件以后,我没了车子骑(前面说了,车子丢了),那时到处风声还很紧,很多混乱,某一天我看见一辆没有装备车锁的自行车,就觉得这属于当时的混乱现象之一,就是说,有人不在了,但是车还在…..我就动了侵占别人财产的念头,骑上去就走了,后座还带了一个哥们。这样骑了几天平安无事,某一天突然车就找不着了,我想那时候确实混乱。结果呢,过了几天我们又看到了那辆车,哈哈,失而复得,还是没锁,心想,哪个家伙借去用了几天还知道还回来呢,就又骑了它走人。当晚,我跟那个朋友从图书馆回宿舍,吹着口哨骑着车,还没有到楼门口,就看见一个高大的男青年,手举一根门框柱子,怒目圆睁地朝我们走来,或者朝我们的车走来,一把抓住自行车龙头,大声问道“这车是你的吗?!”我一看明白了,老实说不是,“他妈不是你的你还骑?!”老虎一样的狂啸,话音未落,门框柱子就横扫过来。我跟朋友哪敢怠慢,一路猛跑……当时跑进宿舍,发现没人追来,回过神,他可能还是要守住车子,也想起刚才逃跑时注意到有一个认识的别系同学跟那狂啸的男青年在一起,看来是从中挡驾了,这才定了呼吸,却看见我的好朋友坐在对面床上瑟瑟发抖。我很不理解他,是我犯下的勾当,他害怕什么呢……多年以后,我跟这个大学时代的朋友为别的事情成了准仇人,中间的沧海桑田,就不是这里能说明白的了。

 

后来的自行车往事也还有一些,大多乏善可陈,比如三九寒冬顶着西北风吹从三元桥骑车一小时去中关村上班;又比如某次挣了一大笔钱就跟可颖一人买了一辆新车,同一风格,跟情侣车似的。那时可颖跟一个我认识不久的美院学生学习国画,人家不好意思收学费,但是说,就给我买一辆你那样的车吧,于是二话不说就买了给他…..我的那辆车,出国前最后一次在公司加班熬夜,第二天早上就发现车子不见了,却也不心疼;可颖那辆,也是遗弃在楼门口不知所终,看来我们并不爱惜财产,这是我们至今没有发家致富的先兆吧?

 

后来住在温哥华UBC校园,跟人工智能博士Bob作邻居,虽然加拿大人Bob思想进步,常常谈起环保、全球化危机、微软垄断,也帮我们打制了搬进校园后的第一件家具(一个超级长的书桌),但他总是喜欢在每个周末捣鼓自己的自行车,看着一辆破车那么捣鼓,我还是觉得好笑。他告诉我大学有自行车俱乐部,所有车子都是他们用遗弃的自行车零部件改装而来的,属于环保节能运动的一部分,会员可以骑走任何一辆校园内的带有该会标志的车,可以停放在任何地方让别的会员使用,这样你不需要真的“拥有”一辆车,但是全部会员“拥有”很多辆车,各自按需索取,不浪费资源,也没有丢车的负担。Bob太太生第二个儿子时,我跟可颖熬了乌鸡汤端过去,骗他们说这黑黑的鸡是“非洲鸡”,很营养,他们瞪大眼睛很吃惊。后来Bob毕业搬家离开温哥华,甩卖所有家当,他那辆车出价卖10加元,我跑去跟人还价说5元行不行,他不以为意地笑笑说,你还很资本主义啊!我就回答,来西方不就是学习资本主义嘛。我却忘了究竟是付了他5元还是10元钱,但我记得去年我离开温哥华去美国,把那车20元卖给了刚出国去的小留学生,个个腰包鼓鼓的,也不还价……看来我发财还是有希望的。

 

这样我就快要说到本文最重要的自行车事情了,是现在的事情。

 

朵朵从小就很会骑车,早早就有了我小时候羡慕过的杨阳那样的小三轮。开始是骑别人遗弃的或者邻居转送的,也有二手店淘来到,虽然觉得反正孩子长得快,有个小车子骑来骑去很快乐就够了,没必要花大钱买新的很奢侈,但仔细去想,还是心中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好在换车真的很快,六岁时,她生日买给她的漂亮自行车已是第四、第五辆车了,而且这时她有了两种选择,因为她还有了一辆scooter,那是因为我过生日时她说不知道送我什么,我就帮她买了一辆scooter送给我做生日礼物,我再借给她随便玩(!),当然有时候我自己也骑上在院子里玩一玩,如果她上学骑自行车,我就用“我的” scooter接送她上下学。那东西中文怎么叫我不知道,小时候看《三毛流浪记》,里面的苦孩子三毛,一只脚点地,一只脚踩在车上骑了scooter到处la la la地靠卖报纸赚钱谋生,我就很羡慕那东西,终于找到理由给自己买了一个,还可以跟女儿一起玩,何乐而不为呢?一年后搬家去Richmond时,她的自行车车座和龙头也已升高若干次,到了不能再升高的尽头,于是答应给她换一辆再大一号的车,却总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款式(和合适的价钱),她只好一边抱怨,一边勉强骑着,还是高高兴兴上学放学,有个密码锁挂着,跟玩具似的也还受用。去年搬家去美国,卖掉了那车没有带走,我信誓旦旦说到了美国重新买,到美国后也确实去商场看过,居然没找到合适的,又担心那个美国小城车速快,而陡坡多,孩子骑车不太安全,找了这借口终于没有给她买,朵朵一直很难过,因为小狗、小猫都没给她买,我也耿耿于怀地回北京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现在的北京,满街堵的汽车和带电瓶的自行车就不说了,我发现了一种满街到处跑的可折叠自行车,大人小孩都可以用,觉得朵朵一定喜欢,心中就一直很痒痒。那天终于手里拿到一笔意外的钱(感谢朋友明圣),就下决心去买下一辆来,铝合金红车身,带很多漂亮的花儿,看上去就很喜人,skype告诉她,说是scooter那样可以折叠的自行车呢,她在那头就“Yeah!”一声跳了起来,不停地问这问那。

……

 

都是因为前不久看了一部台湾电影《单车环岛日记》,觉得不怎么样嘛,心中憋了好几天,很想写个评论啥的。后来居然听阿光说认识该片导演,合作过广告,人家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这样的创作对作者无论如何都是有意义的,于是就打算闭嘴不乱评说了。接下来鬼使神差地为了备课,又看了一回意大利经典《偷自行车的人》之后,就突然想起来我跟自行车的瓜葛,终于憋不住了,写下以上自行车往事今生。

下面,摘抄一段中国警察网上面警察写的抓偷车贼的文章,作为这个自行车专题的结尾,以博一笑:

 

偷自行车的人

 

《偷自行车的人》是一部意大利电影的名字,拍摄了好多年了,现在想起这部片子,说明了两个问题,一、偷自行车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二、偷自行车的现象很普遍。所以偷自行车的事,大可以大到是一个国际话题,可以建议国际刑警组织专门开会来讨论这个话题,小也可以小到家长里短,邻居或者同事的自行车又被偷了,吃过晚饭大家聚到一起,商量一下进一步防范的事情。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在小区里担任保安,我去看他的时候,意外地见到一沓书面材料,这些材料大部分是偷自行车的小偷写下来的文字。小偷到小区作案,被忠于职守胆大心细的小区保安发现并抓获了,保安向当地派出所报告,在等待警察前来带人的一段时间里,保安拿过纸笔,让小偷写一个思想汇报之类的东西,日积月累地,攒下了好一大沓。

 

 我是利用探望同学的时间和机会,看了一遍这些文字。

 

一个小偷说,我为什么选择偷自行车呢?因为自行车是“低值易好偷”。“低值易好偷”是从“低值易耗品”那儿化出来的,这是一个有文化的小偷,文字也比较机智的。说实话自行车是低值品,它一般就放在室外,的确容易被小偷瞄上。鞋子也低值,但鞋子是一直穿在腿脚上的,小偷不好下手呀。

 

另一个小偷说,第一次走进车库的时候,我简直一下子惊呆了,哇,这么多自行车,我怎么偷得过来呢。冷静下来以后,我想到,不要偷太好的,太好的走在路上容易引起你们注意,也不要偷太差的,太差的卖不起价钱,就选半新旧的车子下手,半新旧的车子中,选车锁不太牢固的,这样一来,范围就缩小了。这是一个头头是道的小偷,也比较能判断和选择,这些脑子用在正路上,不仅能发家致富,对社会也应该能有所贡献的,他怎么会想到做偷自行车的小偷呢,真是地狱无门偏要来啊。

 

还有一个小偷说,我一念之差走上了偷自行车的道路,做了小偷,辜负了国家和人民对我多年的培养。这个小偷真逗,什么叫辜负了国家和人民对他多年的培养呢,这话一般是双规以后的贪官说的,数额要比自行车大得多,而且多许多,也不是报告派出所能处理的。

 

这样说起来偷自行车还是小打小闹的犯罪?不是的,俗话说不因恶小而为之,小偷虽然有个小字,但终究是偷,生活再艰难,人生再波折,也不能弄脏了灵魂,弄脏了灵魂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洗干净的,洗过了也还是有阴影的,不如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样不仅自己问心无愧,街上的自行车,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http://www.cpd.com.cn/gb/newspaper/2006-03/30/content_58234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