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报道中出现现任或前领导人,必须上报宣宣批准,这一批就跟电影审查似的,没完没了,不见不散我前一段写了个关于人艺的稿子,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都删去了,现在贴个未删节版,其实什么反动言论都没有,根本是隔靴也没搔着痒。 
                                      人艺沧桑
 
      83岁的郑榕佝偻着身子为记者开门、找资料,无论做任何事,他的腰只能保持九十度的弯曲,日常的散步要推着轮椅,为的是支撑住倾斜的身体。这次接受采访,他准备了小纸条,密密记下哪出戏、哪一年、哪一日、哪个人,防备自己忘记,仿佛当年写演员日记一般认真。《艺术人生》的录制现场,朱军问他退休工资有多少,他回答:“2000多。”观众哗然。可值得庆幸的是,他在前年还登过台,虽然坐着轮椅,还可以忆往昔峥嵘岁月,而比他小三岁的于是之,早已丧失了语言和行动能力,别说舞台,就是正常人的天伦之乐,也已经离他远去。年纪更轻的林连昆就住在郑榕楼下,他半身不遂后不再愿意见人,郑榕说:“演员嘛,总是想把好的形象留给观众。” 
老演员蓝天野说:“1992年人艺40周年院庆时,我数过,有92个元老还活着;50周年时,恐怕不到一半了。”15年后的今天,“话剧百年”能够找到的可以交流的人艺老演员不过十余人,导演仅余下93岁的欧阳山尊,他总是把采访者逗得啼笑皆非,一百个问题在他那里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他只记得自己是如何参加革命的这段。
70岁的编剧梁秉堃18岁就进了人艺,他对记者说:“如果我死了,人艺的历史就断了。我想多给你讲点,哪怕留点资料也好。”郑榕说:“其实平时没这么忙的。”因为话剧百年,媒体排着队找他讲两句,也许等到下个百年,才会有人想起:找他们讲两句。可他们在哪呢? 
                   人艺初创与《龙须沟》 
1942年起,郑榕在重庆的国民党演剧十队开始了话剧生涯。这十个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由周恩来、田汉一脉领导。《雷雨》中的“四凤”胡宗温是老队员,后来加入的有“繁漪”朱琳和她的爱人、号称“演剧之王”的刁光覃。因为“国民党”这三个字,郑榕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都要被揪出来,为此他非常感激保护过他的副院长赵起扬。赵在文革中被批为“招降纳叛”,降即郑榕这类历史不够“清白”的外人,叛是不服管的党内专家。
到了解放时,这十个演剧队只留下了三个,演剧二队驻北京,是人艺的主体,有蓝天野、苏民这些进步学生;演剧九队是上海人艺的前身;六队组成了湖南省话剧院。演剧二队人很少,后来被叫作“老人艺”,主要领导都来自于延安,院长是长征干部李伯钊,她也是杨尚昆的妻子;副院长是金紫光和欧阳予倩。1950年郑榕来到老人艺时,正在排李伯钊的剧本《长征》,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贺龙都来视察过,北京卫戍司令员派专人帮助演员军训,于是之在里面是有一句台词的“毛泽东”,他也是第一个扮演毛泽东的演员,为了这个龙套角色,于是之还装作军乐团混进中南海,“看望”了一下毛泽东本人的举止。 
1950年,老舍写出了《龙须沟》,送交北京市文化局。演员叶子是演员队的副队长,她找到了时任北师大外文系主任的焦菊隐。所有人都知道焦菊隐在国外学话剧且才华横溢,他在重庆期间非常潦倒,和左翼联盟关系不佳,没人找他排戏。同为大杂院长大的焦菊隐看到《龙须沟》非常激动,他隐隐觉得建立一个像莫斯科剧院那样的中国话剧院的机会到了。可迈出这一步,也意味着失去大学教授的安稳工作。反复思考后,他看了演员名单,发现都是新人,更加坚定了决心,提出一个要求:演员必须体验生活。李伯钊一口答应,说:“赶紧的,龙须沟马上就要填了。” 第一天,郑榕、于是之他们集体坐着公交车被带到龙须沟。远远地看见漫天黄土地和地平面低矮的小房子,挂着西染厂的破烂布条。第二天导演说,自己下去找人谈,每人准备两本日记,一本交上去,一本发下来,导演就日记和演员沟通。两个月的体验之后,焦菊隐的实验成功了。
这个成功背后有无数剧目的失败垫底,解放初期要求政治和艺术相结合,各省市纷纷大建话剧院团,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话剧为何物。四川作者刘沧浪有两出话剧,以纺织厂女工为主角的《红旗歌》和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思想问题》红遍全国,演得正热乎时被批评了,定性为“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演工农戏”,类似挨批的戏不可胜数。在这个背景下,政治与艺术都正确的《龙须沟》弥足珍贵。所有的中央领导都观赏了这部剧,包括从不看话剧的毛泽东,也耐着性子看了第一幕。据说,喜欢听京剧老生高腔的毛泽东评价说:“(话剧)说的和大街上说的一样,给我100块大洋也不看。”好在其他首长都十分喜欢,这个戏也成为了老人艺的资本,在与华大三团(中央戏剧学院话剧三团,团长曹禺)合并为现在的人艺时,对方的规模要大上许多,但因为老人艺有《龙须沟》、有焦菊隐,焦当上副院长,还有一位副院长是从歌剧院调来的赵起扬。人艺的第一任院长是曹禺,他也是惟一的终身剧长。除了艺术成就之外,重要原因之一他是周恩来南开中学的学弟。当时曹禺身负20多个兼职,从中戏副院长到中蒙友好协会会长,根本无暇剧院事务,院务都由常务副院长赵起扬处理,此后成为人艺的隐性规则:可以长期没有院长,常务副院长就是院长。    
不久之后,曹禺、欧阳山尊、赵起扬和焦菊隐在香山召开了四巨头会议,研究人艺往何处去。曹禺后来坚持说要搞中国自己的剧院,不过当时的目标确实是莫斯科剧院,一切规则模仿苏联。细微到观众进剧场时不许穿拖鞋、不许带食物。这些规定沿袭至今。他们还分析了剧院成员怎么培养,每人的优缺点是什么。还规定演员演几个主要戏之后要跑龙套,防止骄傲自满,最重要一条承认了焦提出的生活问题,焦菊隐想把中国传统戏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去掉,主张要从生活出发。体验生活作为制度确立下来。香山会议后,人艺推出了四个独幕剧《夫妻之间》、《喜事》、《赵小兰》、《麦收之前》,均来源于生活,避免了跟着政治指挥棒,明确了艺术目标。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50年代末,终被摧毁。解放初实力最雄厚的其实是青艺,副院长金山是“话剧皇帝”,总导演孙维世是周恩来的义女,赫赫显名的“红色公主”。青艺花高价从上海等地请著名演员,从各地解散院团优先挑人。人艺之所以后来声名盖过青艺,就是由于人艺抱团,青艺从延安来的副院长吴雪和国统区大明星金山矛盾很深,没有凝聚力。青艺曾经请过赵丹演《屈原》,这样的强大阵容,服装按照那时最流行的敦煌风格设计,效果却很差,演员在台上举步维艰。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也不满意。而焦菊隐在排郭的另一部戏《虎符》时,大胆提出民族化改革。苏联专家刚来北京办过表训班,焦菊隐提议把斯坦尼与京剧的表演方式融合在一起,让演员学云手、念道白、配锣鼓点,除了没张口唱,其余都和京剧一样。许多演员炸了锅,觉得太过荒唐,联名上书抗议,赵起扬搬了把椅子坐阵排练厅,说:“有意见可以提,但是党委的决定还得执行。”在赵起扬的支持下,《虎符》得以演出,无论反对还是支持者,看后都不得不承认焦的改革是成功的。郭沫若非常兴奋,连轴请客,邀请大伙儿去逛植物园。
周恩来喜爱话剧,人艺渐渐成为他的后花园,几个大戏他看了无数遍。听到朱琳说错一句台词,他会让邓颖超打电话说:“好戏的台词一个字也不能改”。欧阳予倩复排30年代的《潘金莲》,周恩来说:“这戏影响不太好。”于是之当面敢和他争辩。戏决定不排后,周恩来吩咐不让消息见报,怕“欧阳老身体不好”,看了难过。有一年的除夕也是周恩来和大家一起度过的,谁和谁是一对他都门儿清。他会出其不意地访问演员宿舍。有天去了,只有林连昆在睡觉,正紧张着,周恩来笑说:“快把窗户打开,味道不好。”历届北京市长都只管给人艺拨款,生怕这块名为北京、上达天庭的牌子出点纰漏。 
           《茶馆》的“红线” 
   在植物园吃饭时,老舍说自己写了一个戏,于是之听在耳中记在心里。那个戏名为《人同此心》,是为了歌颂第一部宪法公布创作的,当时的现实情况时每部艺术作品都得配合点什么。老舍有个习惯是给大家读剧本,看到有人皱眉就拿回去改。先给党委成员读,再扩大到全体成员。读这个剧本时,大家都觉得其中一幕写得极为精采,可也就这一幕精采。焦菊隐建议:能不能把这段茶馆里的一幕放大成一部戏,用茶馆作背景一样可以反映出中国的变化。为了顾及老舍的面子,领导让梁秉堃去和老舍讲。他那时很年轻,每天跟着老舍进出,老舍拄着文明棍,梁帮他拎包。老舍听后,喃喃地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那就配合不上了。”他的预见惊人的准确,这部没有配合上的剧目成了他的罪状之一,20年后《北京日报》上逐条台词批《茶馆》。
可听到这个意见,老舍又十分兴奋,他说:“茶馆那场里的每个人我都能给他们批八字。”这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他三个月后交出了剧本,又采纳了各方意见。为了“配合”,原稿的结局是王掌柜保护暴动学生被打死。演王利发的于是之提出:能不能改成三个老头共话沧桑?老舍“嗯”了两声,于是之惴惴不安。过了几天,老舍拿来了改后本子,于是之大吃一惊,老舍不但加了他说的部分,还把王利发改为上吊。于是,艺术性增强了,“政治正确”又减弱了。《茶馆》在1958年演出了48场,3月29日,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跑到人艺“越级”开会(当时人艺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措辞严厉地讲:“剧院不是党在领导,是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当天由于梅兰芳请了苏联专家照常演出,从次日开始禁演。9月12日,周总理来看戏,上台握手时问于是之:“《茶馆》怎么不演了?”于是之非常为难,踌躇未答。周恩来明白了,说:“那个戏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于是之连夜向党委汇报,组了改剧本小组,由于是之、英若诚、林连昆、童超组成,老舍当然不能参加。那会儿把加革命元素叫加红线。原剧中只有童超饰的大学生和革命有关,后来加进常四爷给暴动学生送水这一段,主角终于算和革命扯上了边。 1963年4月7日,《茶馆》二度在京剧院的人民剧院重演,连演53场,报纸上一点宣传没敢发。演出头天老舍去了,以往他都会到后台和演员见面,这次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第二天,周恩来陪老舍夫人一起看戏,周说:“这是个好戏,青年人没有经过旧社会,《茶馆》让青年人知道人吃人的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下是多么可怕。”此时上海参市委书记柯庆施正提出大演13年,这13年指的是1949-1962年。柯庆施说:“不演社会主义的事不算社会主义的戏”。周恩来在文联会上指出:“13年要写,13年以前的戏也要写。”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白刃相见。文革前就有人说秦二爷在工厂查封时反对改造,常四爷、松二爷对推翻封建主义唱反调,这戏是为封建主义唱挽歌。
      文革降临后,老舍数罪并罚,在京剧院里和马连良等人一起跪着,看造反派烧戏服,那场面和电影《霸王别姬》一模样,那天他们都挨了打。红卫兵到老舍家抄家,砸了他心爱的花,他去拦,又被揍了一顿。没等赶上周恩来签发的保护令,他就投了湖。又红又专到文革前夕连“专”字也没了。1965年,英若诚、苏民和梁秉堃受命写《刚果风雷》,以配合支持世界革命、黑人造反的需要。这是外交部布置的作业,那时各部委都可以派任务,艺术完全被政治需要取代。这个戏被要求一周写完、一个月后演出,没承想刚果政变失败了。焦菊隐说:“钱别白花了,布景都做好了。这样吧,改成南朝鲜。”居然就黑人变黄种人地演出了。那时也有体验生活,梁秉堃和蓝天野要写反美援越的话剧,真的去越南前线采风,炸弹最近时离他们500米。这样大批生产的应景之作很多,只是后来无人再提。 
                               焦菊隐与曹禺
      焦菊隐与曹禺是两种个性的代表,关系亲近的周恩来曾批评曹禺说:“家宝,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太会作人了。”总想谁都不得罪,最后谁都得罪了。剧作家吴祖光也说他:万家宝的最大毛病就是听话。他住在铁狮子胡同,他礼数周全,哪怕是小字辈去看他,他也会恭敬地送出门口。对周恩来更不必说,一定要目送他的汽车远去,还要对着车尾鞠一躬。在女儿万方的笔下,曹禺一直没有快活过,他痛苦的挣扎,总觉得自己还能写出大作,挣扎的结果还是写不出东西。他创作生涯的前十年,从23岁到33岁,写了七部传世大戏,而人生的后47年,只写了两部半:《明朗的天》、《王昭君》,《胆剑篇》是与于是之、梅阡合写。在那凝固的空气里,曹禺身为院长却谨小慎微地活着,副院长赵起扬给他打电话时咳嗽两声,他就能一夜睡不着觉。陈毅找上门问曹禺:“怎么不写了?”赵起扬安排梁秉堃和于是之作为曹的助手,进驻科学院,写一部以科学家为原型的戏。临行前赵起扬嘱咐两个年轻人说:“好好学习,戏出来后你们不署名。”他们都理解赵的苦心。体验了一年多生活,曹禺对写出的东西永远不满意,他斥责那些是“中学生水平”,拿起来就撕,临了一事无成。好不容易写出个比较满意的《胆剑篇》,许多刊物要求发表,平素好说话的曹禺一概婉言谢绝。直到著名剧作家、《人民文学》主编陈白尘提出发表,他才同意,原来他对剧本视若拱璧,不舍得给无名刊物糟蹋。
     剧院里的小孩都管他叫“曹头儿”,文革时搞部队编制,“历史清白”的梁秉堃当了联排班班长,曹禺是班员,他管梁“老班长”。写交待材料时,他不会给自己扣帽子,总过不了关。梁秉堃帮他写,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关总算过了,曹禺回家难受得打自己的嘴巴。焦菊隐以脾气臭、好损人著称,多次在排练场训哭演员,他曾被当作天才呵护着。他的坏脾气有个故事可以说明,50年代末,外地来人调查剧组某成员的历史问题,干扰了正常排练,焦菊隐拍岸而去,撂了挑子。赵起扬去家里请他,焦装睡,但是肌肉还是很紧绷的状态。赵起扬一眼看出来,也不戳穿,悄声对焦的爱人说:“我改日再来。”这样反复了三次,焦菊隐终于不好意思,回去继续排练。本来焦菊隐就是重点统战对象,属于要帮助的人士,再加上他的锋芒,1957年他被定了右派。赵起扬找到了北京市长彭真,说:“焦菊隐是可以改造的,他有才。”彭真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他有用还是没用。”赵起扬说:“非常有用。”焦菊隐幸免成为右派。
       文革他就逃不过去了。1961年,周恩来主持的新侨会议上,文艺界有过一阵松动,向“右”靠拢了一些。这次会上有一幕戏剧化的插曲,文化部部长周扬走到赵起扬面前,深深鞠躬:“你是文艺界的好书记,我感谢你。”文革中这成为赵起扬的罪名,有人说:“什么人说他是好书记?周扬!”周扬彼时作为重量级人物被批判。失去了保护的他们,被关在灯市口制作工厂的牛棚。六人一排,常常十几排并肩走在大路上,蔚为壮观。处境和坐牢差不多,每日写交待材料,从小窗口递饭。“自己买了烟不能抽,交给管教,表现好的话再发给你。”发烟的器皿是搓衣板,板上的横沟写着人名,可能一根没有,也可能有两根。走资派被分为三等:一等是剧院领导,失去人身自由;二等叫半走读,适当圈起来,像苏民、蓝天野都是这种;三等普通员工,由群众监督,是小组帮教的重点。焦菊隐从这时失去了和舞台的一切联系,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在台上挥斥方遒。江青派人送来一张字条,上书:“焦菊隐是个王八蛋!”掌控他命运的人是剧院的实权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焦菊隐死时,军宣队长宣布:只能给他买最便宜的、七块钱的骨灰盒。临终前,焦菊隐拉着下乡的大女儿的手说:“户口落下了么?”女儿点头,他才松了手,闭了眼。
                                     于是之的病 
     “话剧百年”的纪念节目里,采访了人艺五位生者和十位逝者的亲属,惟独没有于是之和林连昆。作为生者,他们失去了表演能力,可他们也不能当作逝者被悼念,轻轻地就被省略了。没有于是之的人艺是不完整的,不仅因为他常务副院长的行政职务。作家过士行说过:于是之在时没有感觉,可他离开了这个位置,那种感觉那么强烈!” 于是之自己说,副院长这八年,他的身体彻底散了。不到70岁时,他就患上老年痴呆,被迫离开了舞台,与他同龄的演员十年后还活跃着。1992年,谁也没想到这是老版《茶馆》的最后一次演出。于是之已经有了预感,他对同台的蓝天野说:“今天你给我兜着点,我可能会信号中断。”这是忘词的委婉说法,他果然中断了,愣在台上,观众没有察觉,蓝天野迅速补了漏。但是于是之明白,他再也不能登台了。散场后,观众久久不肯散去。于是之说:“感谢观众的宽容,过去觉得观众的厚爱是肯定我的成绩,现在才明白,他们的厚爱是宽容我的错误。”后来他努力过一次次,1996年还在《冰糖葫芦》里演过只有十几句台词的小角色,这也是他人生最后的一场戏。人艺的工作为什么难做?一两句话很难解释,许多艺术家都有背景,受了委屈至少要到彭真那里反映,或者告到更高的领导处。
           有一年,胡耀邦找四位文艺界人士谈话,想从中挑选一个当文化部部长。于是之回家后很兴奋地找忘年交李龙云商量。李龙云说:“我觉得那官儿比北京人艺这官儿好干。人艺这一锅,太难弄了!出一回国,打躺下俩;分一回房子,送医院仨。”于是之在外面行事谦和,内心又相当暴躁,受了气回家摔茶缸。有次某某背后议论:“于是之就是想出国。”他听到了,无处发作,只好找了个别的茬,在排练厅摔了回杯子。艺术家的脆弱、敏感远甚常人,剧院老人讲过一个故事:有次《茶馆》演出时,导演规定好谢幕时于是之站中间,依次是蓝天野、郑榕、英若诚等人。郑榕无意中站到了中央,于是之瞅了他一眼,这一眼吓得郑榕一身冷汗,“国民党”的履历让他一辈子提心吊胆。于是之不太得罪人,可也有不少人恨他。他住在12楼,多少次向人复述他想从阳台上跳下去。他在80年代“纵容”林兆华搞先锋话剧,激起大部分老同志的抵触情绪。这些反对意见又烂在了于是之肚子里,愈发使他痛苦。林兆华就从不背思想包袱,永远有小孩心性。上面领导来送关怀,林在下面偷偷和同事说:“等着瞧,过会儿我提个问题,让他下不来台。”同事好说歹说给劝住了。这种事万万不会发生在于是之身上。人艺的早期被看作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而一些行内人并不这么认为。中国话剧的两条线:欧阳予倩从日本带回的春柳社和脱胎中国戏曲的文明戏,那时有一半剧目都改编自国外。在重庆的短短几年,大话剧排了170多部,小剧本有70个,绝大多数是原创剧本,真正作到了百花齐放。人艺成立后的大部分作品,无论精品或是劣作,都是为了配合宣传需要。它已不仅仅是北京市属的一家剧院那么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