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来华的西方人头脑中,重庆是最符合“内地中国”(Inland China)想象的城市之一。汉口已经显得太西化而鱼龙混杂,再沿扬子江逆流而上,旅途幽远,穿过三峡险滩和巴山崇岭,山川静谧,雾气森森,仿佛来到另一个国度。到达重庆之际,豁然开朗,两江汇合,商流繁盛,江岸的吊脚楼上,黑面孔的妇女们探出脑袋。雄伟的朝天门阴影下,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走台阶的挑夫一步一个脚印,他们就是中国的象征:古老、沉默、坚韧而又背负重担。光绪年间重庆开埠前后,传教士们纷至沓来,尽管此处对西方人而言湿气太重病疫不断,民众也内心铁硬难以劝化,但依旧有许多人深深迷恋。

夜行江船,星光殷殷,城市的轮廓黯淡,黑色的江水仿佛在诉说苦难。想起来,刚到中国的何伟就有过这种体验,记录在他的《江城》之中。这是南部中国最沉重深邃的一面。但时至今日,色彩早已不同。上月底,W两次到重庆,都在晚间,打电话给我,身处朝天门码头喧闹的游船之上。对岸有建党红歌表演的霓虹灯,她拍了发来,我却毫无兴趣。靠着“红都”而重回聚光灯下,这早不是我喜欢的重庆。倒退十年,《颐和园》里,周伟在李缇自杀之后离开柏林,回国在重庆的一家印刷厂工作。一次在长江的游船上,偶然遇到了旧同学朱伟,交谈之中,又听到了余虹这个熟悉的名字。我很喜欢这场戏,灰色山城深埋着记忆的创痛。重庆和所有伟大的中国城市一样,它是母体,是我们与过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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