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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信》是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和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从1964年至1990年间的通信集。他们之间的书信,起因于翻译,特朗斯特罗姆希望通过布莱来找到另一位他有意翻译其诗歌的美国诗人;也因为翻译事务而丰饶,有那么近十年的时间,他们彼此翻译和推广对方的诗歌,并为其中遇到的技术性问题频繁地相互写信求救,尤其是布莱这边;而随着特朗斯特罗姆在英美世界声誉日隆,布莱需要和更多译者分享特朗斯特罗姆的空间和时间,他们的通信遂稀疏了,单凭亲切风趣地描述各自的家庭琐事来勉强维持,1990年特朗斯特罗姆中风之后,写作能力受阻,通信也自然停止。
    
人们对作家书信通常有两种期待,一是好的文章,二是不好的生活,《航空信》在这两种期待之外,所以就有些寂寞。但对我而言,这本书的弥足珍贵之处,在于它竟然意外地,可以被视作一堂饶有教益的诗歌翻译课,用身体力行的方式,讲述译诗何为。
    
在1967年1月的一份书信中,特朗斯特罗姆认为“草料集市画家”这个词的英语直译让人不解,并向布莱解释这个词原本在瑞典语中的意义:“草料集市是斯德哥尔摩的一个集市,过去人们在这里很便宜地出售艺术品。画的是那种带有松树和红房子的风景或者吉普赛女郎肖像、日落等等。也就是说它涉及的是能大批生产的、按常规绘制的油画,可以让推销员在马路上很便宜地推销。‘草料集市艺术’慢慢就变成了一个标签,指那种廉价的、大批生产的、流俗的艺术作品。‘草料集市画家’也就相当于德语里的‘媚俗画家’,‘媚俗’是个德语词,那么英语该是什么呢?不说了吧。”在随即的回信中,布莱立刻承认自己的失误:“有关‘草料集市画家’,我真是完全搞砸了!在我们这里叫作‘游客艺术’或者‘日落艺术’(日落是这里最热门的主题——我必须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布莱原本是用字面直译的方式,来译‘草料集市画家’,但特朗斯特罗姆向他解释,这个字面直译在英语中不能体现出瑞典语中原有的隐喻意义,布莱也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
    
这里的重点似乎是意译优于字面直译,但另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例子。“我试过用centipede(蜈蚣)这个词,但是非常不好!这个词在瑞典语中是tusenfotningar(千足虫,即蜈蚣),还能让人看得到足的存在。所以我必须找到一个英语的译法,也能让读者看到这些足。如果我说centipede,读者只会看到一个地下室,很肮脏,有损坏的油毡地板,有陈年的橙子皮和再次淤积的污水等等。”(布莱致特朗斯特罗姆,1979年4月25日)
    
布莱在此处受阻于一个在字典中意思显豁没有争议的单词,但他感到不满,因为有些字面意思在这样正确无误的翻译中失去了,而这样的字面意思是构成原诗诗意的一部分。事实上,对诗人而言,直译与意译的纠缠近似于虚妄,因为语言的诗意本是由能指和所指两方面共同构成的,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翻译,是视听感觉和思维概念协调并进的移植,这种统一感,唯有诗歌读者可以裁决。这正可以呼应雪莱为自己制订过的翻译原则,在我看来那也是翻译最简单有效的检验标准,即“译文在读者心中唤起的反应,应与原文唤起者相同”。
    
1967年10月,布莱向特朗斯特罗姆请教正在翻译的艾克洛夫诗选中的几句诗:“我不理解‘放上膝盖’(knäsatt)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克里斯蒂娜已经告诉我,这个奇怪的词‘放上膝盖’就是‘坐在某人膝盖上’的意思,所以我把后面两句翻译成这样:那时永恒的流离失所坐在那些膝盖上 / 其他死者的膝盖。不过,这不是胡说八道吗!真是这种意思吗?”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真是感慨,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的翻译诗歌中,恰恰充满了类似的这种胡说八道。诗人布莱和翻译者布莱,同时断然拒绝把胡说八道当作诗意的一部分,因为,再晦涩的诗句,都自有其一套理解框架,翻译的任务之一,就是找到这个框架,并在另一种语言中予以还原,而伟大诗人所拥有的巨大隐喻,绝不可能建立在病句的沙滩上。特朗斯特罗姆随后的回信也证实了这一点。
    
类似这样的字斟句酌的翻译讨论,占据这本书绝大的比重。我相信它们会让很多中国的诗歌译者感到羞愧,他们在自己的译本中那样懒惰地放任无知和谬误,并且竟然以诗歌的名义。
    
1974年2月13日,特朗斯特罗姆致信布莱:“你的翻译最好的地方就是我总能重新获得我写原诗时的那种感觉。其他译者提供的是原诗的(苍白的)复制,但是你把我带回到最初的体验。这是我极为欣赏的。”这大概是一个译者能够收获的,最高的褒奖。在诗歌翻译中,要紧的是诗意的复活,而不是字句的复制,而这样的复活,需要付出极为艰辛细致的劳作,也需要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不是纵容译者为所欲为,而是召唤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召唤布莱成为特朗斯特罗姆或者相反。有些时候,为了让对方理解,他们甚至诉诸于图示,在信中时常可以见到一些笔触单纯的草图,一个斜斜飞升的风筝,一个背靠着墙壁蜷缩的穷人,一座雪球组成的金字塔,一对向外伸开的翅膀……诗歌在这里召唤巴别塔倒塌之前的乐园,那时,不同大陆不同种族的人类可以彼此理解,相互同情,借着拙朴的象形文字。
    
《航空信》还有另一位重要的主角,那就是译者万之。除书信正文之外,在书信集和附加的CD说明册中,还有他翻译的多首特朗斯特罗姆诗作,硬朗,洗练,清晰,长短句的切换娴熟自如,给我相当大的惊喜。并且,面对新获诺奖的大师,在瑞典已经生活二十多年的他表现得足够低调,CD说明册中甚至没有译者的名字,我直至书中第355页的一处注释,才确定诗作译者就是他本人。在现有的几位特朗斯特罗姆诗作的中文译者里面,北岛的个人风格太强,且是转译;董继平缺乏诗歌语感;马悦然的中文实在不够好;而李笠呢,他曾经打扮成特翁诗歌在中国最理想的代言人,但他最近面对马悦然的批评所展现的类似三流小混混般的言行,基本把自己打回原形,他的瑞典语并不像自己吹嘘得那么好,至于他的汉语素养和人格素养,从他那首洋洋得意的鸟屎诗中,也令人沮丧地暴露无遗。所幸这时候有了万之,他是这堂翻译课上不动声色的、让我们信赖的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