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的病历
乔纳森


    读一位批评家的传记,这一行为本身有何意义?恐怕没有在它之外或之上的意义。读一位小说家的传记,我们或许还能因其自身的遭际对其笔下的人物加深一点认识,加多一分会心。然而,生平事迹方面的事实,其实不妨称之为增补的事实或冗赘的事实,是我们了解了以后,无损亦无益于我们对作品的评价的,比如,博尔赫斯是瞎子这一事实,是令他的小说增色了还是减分了?
    批评家的生活与其著作之间的关系就更抽象。是孝悌还是忤逆,是异性恋还是双性恋,是常亲庖厨还是爱下馆子,是只坐公交还是坚决打的……这些跟他的“写”也许还扯得上一丁点关系,但跟我们的“读”又有何瓜葛呢?我们求之于批评家的,无非是观点与见识。又不跟他上床,刺探那么多干嘛?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比如说,《永远的苏珊:回忆苏珊·桑塔格》(西格丽德·努涅斯著,阿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一版)这样一本书呢?也只是因为方便而已。恰好她是一位有名的批评家,恰好我们过去读过她的论著,恰好有人写了一本关于她的回忆录,于是我们也就跟着来读这一本了,这里面并无紧迫性、必然性可言。有几个人读乔布斯传是为了学做生意呢?同样道理,我们读关于桑塔格的回忆录,也顶多是想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好奇心”一词仍嫌分量太重,因为我们只是顺便罢了,不看桑塔格的,看别人的,并无不可。了解桑塔格这个人,正如了解世间随便哪个人,我们只是加深对人本身的一点认识而已。此外再无其它,却也刚好够了。


    桑塔格在谈论已故的友人保罗·古德曼时曾写道:“我疑心,在他的书里存在一个比在生活中更可敬的他。”(《在土星的标志下》英文版第9页)。我们读完《永远的苏珊》,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她的书里存在一个比在生活中更可敬的苏珊。
    读《永远的苏珊》这本书,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作为一本回忆录,它是否可靠。我的结论是,非常可靠;不仅可靠,有些时候,努涅斯的笔甚至有“颊上添毫”的妙处。
    2012年4月,桑塔格日记的第二卷《正如意识受制于肉体:日记与零札 1963-1981》(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 Journals & Notebooks 1963-1981)由她的儿子戴维·里夫编辑出版,当中只有一处提到了《永远的苏珊》的作者西格丽德·努涅斯。时间为1976年11月12日,记录的是桑塔格自己对努涅斯讲的一段话:“纤细的感性迎头撞上卑劣、无情、令人沮丧的世界,这可算不上什么题材。去给自己找一场竞技赛罢。”(This is not a subject: one delicate sensibility confronting the slimy, heartless, disappointing world. Go get yourself an agon.)努涅斯在书中提到犹豫了几个星期才把自己的习作拿给桑塔格过目,上面这段话恐怕就是在此时讲的。努涅斯也说了,年轻人懂什么,无非盼着前辈给点鼓励,桑塔格兜头一盆冷水,是够她受的。
    日记第二卷与《永远的苏珊》可以印证的地方不少,这里只举一处为例。努涅斯的书里讲,桑塔格抱怨搞批评太折磨人,总想写小说,说:“我讨厌那么辛苦地工作,我想要歌唱!”(《永远的苏珊》中译本第21页,以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而在1977年4月19日的日记中,桑塔格写道:“我想写一些了不起的东西……我想要歌唱。”这五字宣言的记述,可谓分毫不差。
    当然,这些印证还只是形式上的精确,更令我们对《永远的苏珊》内容确信无疑的,是它跟日记一起呈现了一个比我们以往知道的那个桑塔格更脆弱的女人、情人及母亲。这一面的桑塔格,如果不是被桑塔格自己刻意掩藏了,就是我们太粗心,没能早些别出苗头。总之,这部回忆录,就其精神气质而言,就像是日记的寒塘月影,纵偶有水波摇动,不改其光滑如镜。


    不管是日记,还是回忆录,都无异于桑塔格的精神征候集。不夸张地说,心理学家很可能会把它们作为记录得相当完备的病历兴致勃勃地加以研究,而那些对这位美国最著名的女批评家写的东西提不起兴趣的人,正不妨将以下所说的权当一段有关普通人的心理故事。
    任何在世界上稍微做出那么点事业——哪怕是蜗角功名也好——的人,迟早都要在自己内心的天平两端放上这样两件东西:“我能做什么”和“我想做什么”。有些人,说是幸运也好,说是不幸也行,在他们的一生中,根本没机会把这两件东西掂量清楚,可以略过不谈,可那些脑子还算灵光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征途中总会有那么一个地点,到了那儿,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暗叫一声“不好”,明白这世上有些事自己恐怕是干不了了。在这群“顿悟”的人里头,最理想的,当然是他能做的恰恰是他想做的或者他能做的里有他想做的,世上一多半伟业都是这样天平摆平稳了的人干出来的。剩下的,就都是“我想做什么”那头高,“我能做什么”那头低的了。要是一端永远高高在上,空中起楼阁,西班牙盖城堡,那这人就一事无成了,可偏偏这样的极少,因为前提是他脑子还算灵光,现实总会矫正他的,头破血流了,一摸,心下也就明镜似的了。更多的是天平老晃悠,不稳定平衡,心气压不下来,实力提不上去,这就是所谓纠结拉扯了。桑塔格始终都没能把她那架天平调平。但得补充说一句,世上余下的那一少半伟业,正是这些内心纠结拉扯的人做出来的,纠结拉扯未见得就做不成事情。
    桑塔格是对自己有明确认知的人,在1966年1月4日的日记里,32岁的她写道:“我不够有雄心,因为我总是自满。五岁时,我对(管家)玛宝说我要得诺贝尔奖。我知道我会成就声名。那时生活像是坐电梯,而非爬楼梯。后来我知道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不够聪明成为叔本华、尼采、维特根斯坦、萨特或西蒙娜·薇依那样的人。我的目标是作为弟子追随他们;在他们的水准上工作。我知道我有——现在仍然有——不错的脑子,甚至可以说是强有力的脑子。我擅长领会事物、排比之、运用之(我测绘式的脑子)。但是,我并非天才。我一直都明白这一点。”这段话让我想起Metallica乐队一首歌的歌名——《Sad But True》。读桑塔格的著作,一个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她虽非天才,却一直在试着领会天才所说的东西。问题是,既然不是天才,还怎么“在他们的水准上工作”?
    到后来,桑塔格也坦然向外人承认:“如何超越自己,是我作品中埋藏最深的主题。”(That idea of surpassing onself is the deepest theme in my work,见《苏珊·桑塔格对话录》第205页)桑塔格写的评论广受好评,她写的小说常遭冷落,可她一门心思惦记着写小说,因为做自己能做的还有什么意思,做自己想做的才叫“超越自己”。1978年,她写本雅明的一段话也等于夫子自道:“自我是一个有待破译的文本。自我是一个有待构建的工程。构筑自我、构筑其作品的过程永远太缓慢。人,永远在自我拖欠之中。”(《在土星的标志下》英文版第117页)
    “超越自我”,本身就像是矛盾修辞:假若自我是可超越的,那超越它的又是谁呢?不还是自我吗?同一个自我完成了这件事,可见并无所谓超越发生。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超越自我的尝试本身正是创造那一少半伟业的努力。天平翘高的一端每一次下压,都带动了一次破译,带动了一次构建。假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份胜业,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说,她燃烧的充分程度丝毫不低于她列举过的那些天才?她完成了一个批评家所能做的一切。



    哪个伟人不是“一团矛盾”?关于桑塔格,努涅斯向我们透露的最大的秘密就是,她没法一个人呆着。桑塔格家里电话铃整天响个不停,身边总是人来人往,努涅斯写道:“对她而言,不得不在无人陪伴的状况下做某些事情,比如说,吃一顿饭,就像是一种惩罚。她宁可出去与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一起吃饭,也不愿意一个人在家吃。”(第70页)这也解释了她的一个日常习惯下之的心理需求:在文章尚未改定前,就把草稿传给很多人看——“在许许多多她一直想做的事情当中,没有一件她会选择全由她一个人来做”(第69页)。对于其他人来讲,也许未为不可,但,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忍受不了孤独,还如何写作?1977年7月19日这一天,桑塔格与女友妮科尔决裂,她心情低落,在日记里写了这么一句话:“One can never be alone enough to write.”这话不大好翻译,勉强译之,就是说,人啊,是永远找不出一个足够孤独的时刻来写作的,言外之意,写作总是在客观条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完成的。别指望能有古井式的孤独,就在纷纭扰攘中,咱把事儿给办了。努涅斯补充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她认为自己在一个方面是个坏榜样,这就是她的工作习惯。她说,她没有自律能力……为了让自己工作,她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这期间,她别的什么也不干。她会服用右旋苯异丙胺(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引者注),昼夜不停连续工作……我们就会伴着她的打字声入睡,伴着她的打字声醒来。虽然她常说,她希望她能以一种不这么自我毁灭的方式工作,但她相信只有数小时的全力以赴后,你的思维才真正开始运作,你才能有最佳的想法产生。”(第63-64页)努涅斯为桑塔格“没有自律能力”的说法下一转语,说她不是没有自律能力,而是“她除了写作外还渴望做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第63页)。可是,拜托,不能为事务排出优先级恰恰是“没有自律能力”的体现。当然,这仍然只不过是征候,是那个天平调不平的心病的征候而已。“我想做什么”,永远轻诺寡信,是梅菲斯特那样的诱惑者。


    尽管很不情愿,现在我还是要讲讲这个努涅斯是干嘛的、她为什么有机会写一部关于桑塔格的回忆录。1976年,桑塔格43岁,那些后来被收入《论摄影》一书的文字刚开始发表,用努涅斯的话讲,“她达到了她声誉的第二次高潮”(第66页)。离婚多年的她与儿子戴维·里夫生活在纽约一套宽敞的顶层公寓里,前后那段时间,桑塔格的情感生活相当丰富,男女情人加在一起有半打之多。桑塔格做了乳腺癌手术后,有大批邮件要处理,于是请当时在《纽约书评》杂志打杂的努涅斯来家里帮忙。努涅斯父亲是中国、巴拿马混血,母亲是德国裔,她有一种异国情调的美,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一点,桑塔格的儿子看上了她,很快二人就同居了,与桑塔格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到1978年,戴维跟努涅斯的关系闹僵了,“在接下来那个冬天的某一天,我们吵了最后一次架”(第82页)。算起来,努涅斯作为桑塔格“准儿媳”与其相处的日子,不过两年半而已。当然,与中年时期的桑塔格最亲近的人,除了儿子以外,情人们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老了,也不可能写回忆录,能担此任的就非努涅斯莫属。
    努涅斯后来成了作家,到目前为止出版了六部小说。她能写此回忆录,而且写得玲珑剔透,多亏她的一双冷眼。我们都明白,总是仰视,总是加柔光镜,这回忆录是写不好的。努涅斯、桑塔格二人虽曾朝夕与共,但后来努涅斯与桑塔格之子分手,至少在努涅斯这方面看来,桑塔格在其间发挥的作用是不好的。《永远的苏珊》之中漂浮着一缕怨怼之气,这是任何读者都不会嗅不出的。然而,正要有这一点“敌意”才好。就像沸水里煮过的面条“过冷河”,热得有限度,才不至于黏黏糊糊,搞不清爽。
    努涅斯呈现了一个别人不大可能呈现的桑塔格,比如对性的outspokenness。有人说大批评家特里林得癌症,就是因为好些年不跟妻子同床,“她说起这个时义愤填膺。(‘这还是个学术上的讲法呢。’)她不愿承认,但她还是勇敢地承认了:当被告知她患上癌症时,这是她自己首先想到的原因之一:‘难道是我性生活不够?’”(第5页,译文略有调整)再如:“她曾经考虑过乳房再造,但最终还是决定不做。可是,当一个朋友对此决定表示支持,说,毕竟苏珊不再是个年轻女人了,她勃然大怒。‘我可不愿那么想。就像是,我的生活——我的性生活——全离我远去了。’”(第28页)从日记来看,桑塔格对情欲生活非常重视,不过差别在于,在努涅斯的回忆录中,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身形似乎颇为高大,但在日记里,桑塔格几乎只重视他的思想和意见,而不是这个男人本身;相反,那些女性情人显然是情之所锺,至少日记是这样显示的。桑塔格从来不在文章里谈自己的情感世界,在这方面,她表现得相当克制,1992年她对一位女记者说:“我谈自己的性生活绝不会多过谈自己的精神生活。它……太复杂了,再说,到头来听上去总会觉得又是那老一套。”(转引自Craig Seligman著Sontag & Kael第102页)老实讲,读桑塔格的日记,的确常有“又是那一套”的感觉。不是每个人都是双性恋,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多情人,不过,绝大多数人恋爱总还谈过罢,桑塔格在情事上的纠缠困顿,与小女生的起起伏伏反反复复并无什么分别,尽管她那时已经四十几岁了。
 

    关于桑塔格的母子关系,在此不打算用精神分析式的方法加以解剖,因为不管是在外人看来再明显不过的“控制一切的母亲和内疚的儿子”(第74页)模式,还是精神科医生那句令桑塔格震惊的反问“你为什么要试图把你儿子变成父亲?”,都已点破了部分真相。努涅斯甚至毫不回避地讲述了桑塔格被很多人怀疑是母子乱伦的情形(居然还有人当面问,努涅斯搬进去之后,他们是否三人同床)。不过,从日记第二卷反映的事实看(假若戴维·里夫整理时的删略不是关键性的话),桑塔格一直在真心实意地考虑如何做一个好母亲,尽管她也一直在逃避那些在外人看来属于母亲份内的职责。
    努涅斯直言不讳:“她就不是个妈妈。”(第76页)“事实上,我发现几乎不可能想象她去看护或照顾一个婴儿或一个小孩子。去想象她挖沟渠、跳霹雳舞或挤牛奶倒更容易一些。”(第75页)此类指责自然不会错,可是想想看,桑塔格19岁就怀了戴维,你让一位求知语旺盛的少女骤然母性勃发,又如何可能呢?
    假如说母子关系也是一架天平,那么桑塔格的这架天平也从来没调稳过。当属于两个人的天地里挤进第三人,至少在行动上,桑塔格没能考虑到新加入者的感受。比如桑塔格当着外人的面问:“你们俩为什么不就采取69式呢?那样你们就不用担心避孕了。”(第77页)没错,这是桑塔格对性的outspokenness的一种体现,可它同时也是一种干涉,是一种凌驾于人的表现。到后来,有愈演愈烈之势,到美国西海岸旅行时,桑塔格的行为简直无异于把儿子从情侣的身边夺走了。努涅斯最终选择搬离桑塔格母子的居所,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桑塔格生生将其排挤开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又是乌鸦的炸酱面”。让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见鬼去罢。萨特说的没错,“他人就是地狱”,任何有所作为的人,对其身边的人而言,都可能是地狱。反过来说,他们往往不能不是地狱,如果他们还想做出一点什么来的话。事事稳妥,处处周到,那就不是天才了。在这个颠倒淆乱的俗世中,不触犯点什么,不拂逆点什么,不打碎个瓶瓶罐罐,是没法杀出重围的。这地狱,不是对周围的人的一种惩罚,只是周围的人要付出的一种代价。可以选择不付此种代价,像努涅斯一样一走了之,但总有别的人会凑过来,会被吸进去,这地狱是磁石,是龙卷风。
    桑塔格的小说《火山情人》里有一句说:“天才啊,就跟美一样,一切,好吧几乎一切,都会被谅解的。”(With genius, as with beauty—all, well almost all, is forgiven.)是耶非耶?


    时间隔得久,恩怨缓缓沉淀,努涅斯的文字得以有一种明净之美。有时候,简直令人羡慕,她的写法,“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自然而然,不知不觉拨响了弦外之音。我特别喜欢的一节是努涅斯写桑塔格“一辈子都保持着一个学生的习性与氛围”:

    我对她永远的印象就是那种学生模样,极其用功的一个学生:整宿熬夜,周围堆满了书籍试卷,开足马力,烟一支接一支抽着,阅读,做笔记、重重地敲击打字机、拼命、求胜心切。她要写出A+的文章。她要名列班级前茅。
    甚至是她的公寓——绝对地反平庸,无可辩解地不舒适——也令人想起学生生活。其主要特征就是越来越多的书籍,不过它们大多是平装本,书架是廉价的松木板做的。与缺少家具相协调的是缺少装饰品,没有窗帘也没有地毯,厨房里只有最基本的用具。厨房里大约六平方英尺的面积被一个旧冰箱占着,冰箱已经坏了好多年了。一把钳子搁在电视机顶上——用来换频道,因为调频道的旋钮已经坏了。首次上门的客人发现这个著名的中年作家居然过着研究生般的生活,显然都非常吃惊。(第49-50页)

    这一节有一种既精准又笼上一层光晕的感觉,非常奇妙。然而,若仅止于此,尚算不得精妙。她又在后面加上了这样的一段:

    世事变幻,55岁左右时,她会说:“我意识到我如果不比我知道的人更努力,至少也是和他们一样努力,却比他们任何一个人挣的钱都少。”于是,她改变了她生活的那个部分。但我此刻指的是以前的时光——在豪华的切尔西顶层公寓、庞大的藏书室、善本、艺术收藏、由专门设计师设计的服装、乡间别墅、私人助理、管家、私人厨师等等之前的事。到了我已是我们当初相见时她的年龄时,她对我摇摇头说:“你打算干什么呀,像个研究生那样度过你的下半生?”(第50页)

    这段文章,读完之后,除了拊膺而叹,不知还有别的什么可讲。这是文章一境,亦是人生一境。
    要让我为《永远的苏珊》下一总评,我会怎么讲呢?恐怕我会说,好是很好,然作者与她笔下之人终究不是一国的,一个在门槛这边,一个在门槛那边。不过要赶紧补上一句,正因为不是一国的,才好。若是一国的,有些事,心相映,就不会觉得有讲述之必要了,还有些事,以平恕之心度之,写出来也两样。志趣不同、识见悬隔,有时倒是好事,以其能存客观之真也。至于主客交融的更大的真,又岂可奢望?
    1973年3月15日,桑塔格在日记中写道:“在生活中,我不想被化约为我的作品。在作品中,我不想被化约为我的生活。我的作品太寒俭,我的生活只是一段粗野的轶事。”读《永远的苏珊》有一遗憾,就是读它对了解桑塔格的生活真有价值,可读它对了解桑塔格的作品有什么用呢?到头来,桑塔格只会存在于她的文字里罢,我不禁这么想。

——原载《都市快报》2012年10月9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