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写《老家人》系列之时,甚至更早,我就意识到自己总会专门写写父亲。从前的文章,只言片语地提到他,却没有实实在在地写。那时候,对父亲的生命有着某种回避,我从前不清楚为什么,现在明白了:在我能清晰自身之前,我不可能理解父亲。

在三十岁之前,在看到父亲灰白的头发和日渐苍老的面容之前,我一直以为他的生命仍有着许多美好的可能性,仍会经历我所不知的精彩。但等我每每回乡,第一眼看见他的身形和面容,这些想象中的可能和精彩,都变成了灰白色,淹没在长年累月的平淡之中。不管我是否情愿,年过半百的他,果真老了,还会越来越老。

前一段因事回乡,父亲在车站接我,我下车后有些为他的老态吃惊,才几个月没见,仿佛就有上千个日子把痕迹留在了他身上。透过父亲的影子,我看见老家又一代人的生命在被那儿的水土滋养之后,又被那儿的风雨侵蚀。家族里,爷爷辈只剩下二爷爷和二奶奶、三奶奶拖着病体,父辈里三叔老了,四叔也步向老年,而那个村子和村民的命运,却仍和许多年前一样,没有根本的改变,从长远的未来看,甚至更糟了。让我心里刺痛的感触是,父辈们老的不止是身体,还有灵魂。这些老灵魂,在日常生活的惯性挤压中缩的小小的,或者扩的散散的,不再如青年时那么精光四射,亦不再如中年时自信阔达,那是一种疲惫后的淡然,一种苦痛中的超脱。我想,将来必写一篇小说,就叫做《老灵魂》的。站在自己的中年,回想父亲的前半生,我看见两代人生命的接续和错位,接续处血脉流淌,错位处血肉模糊,犹如看见去年的谷子地里长出了豆子,而今年掉落的豆荚又在风雨中腐烂,孕育着明春的麦苗。庄稼一茬又一茬,人一代又一代,都一样,春秋无语。

还是说父亲吧。

 

乡村教师

父亲很少谈自己的少年事,仿佛他十八九岁之前的日子是一张白纸,那时候留至现在仅有的痕迹,是一张破旧的高中毕业证和一张穿着军装的黑白相片。毕业证上,父亲的名字依然清晰如刚刚写下,照片上,父亲的笑容天真,面孔清秀。对我的人生而言,父亲的人生仿佛就从这个时期开始。后来的故事被人们的语言补白,二十岁时,经人介绍,父亲和母亲结婚,二十岁他仍带着孩子般的稚气,母亲长他三岁。婚后一年,我出生,我和他成为父子。我八个月大时得了一场病,几乎死掉。姥姥回忆说,在镇上简陋的医院里,父亲总是不停地走来走去,或者瞪着大眼睛一夜一夜不睡,看着可怜而无助。我曾问过他当时的感受,时光太久远了,他记得并不深刻,只是说:“你都要不行了。”两年后,弟弟出生,我和弟弟像一横一纵两个坐标,把他定格在父亲的位置上。

婚后三四年左右,他成了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干了几个月,不想干了,觉得挣钱太少,每日看着一群孩子也无聊。那时候,四爷爷还是大队书记,跑到家里游说父亲。母亲炒了几个鸡蛋,切了一盘咸菜疙瘩,他们爷俩喝了大概半小桶散白酒。四爷爷的目的只有一个,劝父亲继续在村里的小学教书。据父亲和叔叔们后来回忆,四爷爷当时的构想,并非只是让父亲继续当小学老师那么简单,他有自己的一套规划。四爷爷掌握着村里的行政大权,他希望在学校里也有一个可靠的子侄,甚至,他似乎也考虑过培养父亲当自己的接班人。但这只是似乎。多年村支书的经历,让四爷爷养成了独断专行的作风,他浸在乡村权力场里太多年岁了,以为世界上只有那一套规则才最行得通。在退位之前,他不允许任何人觊觎他腰里的村委会公章。父亲天性又是个性格和善,耳根子软的人,也干不了这活。于是他并没有走上乡村权力之路,他甚至连党都没入上。后来,四爷爷退下来,他年轻的对手成了一把手,迅速培植了自己的势力,一直让他后悔自己看错了人。现在,四爷爷的儿子,我的老叔,在和父亲及众兄弟谈话时总会带着遗憾的情绪说,当初四爷爷应该好好培养父亲,那样的话,现在村里还是我们老刘家掌权,就不会被现在的村官们欺负了。

不知道四爷爷和父亲谈了什么,但起了作用,用现在的话说,父亲没hold住,大概也是酒喝多了,答应了下来。他也许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决定,成了一生的关键,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讲台。其实,他当时并非没有其他选择,而且是种田之外的选择。当年他曾和一群村民搞过一个小建筑队,那还是二十多年前,起重机还远未成为中国的国鸟,建筑队刚刚从地面八方兴起,很有发展潜力。后来的年月,在为交不起学费而看到父亲犯愁吃苦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如果父亲没教书,而是去做了建筑队,家里的状况肯定要好得多吧。我猜他也这么想过。当然,人生充满了种种可能,但只有一条路通向现在,它又是不可选择的。

民办教师的收入可想而知,每个月不到一百块钱,常常还要被以各种名目克扣。有一年期末,父亲从学校回来,母亲问他今年结了多少工资,他一脸无奈和悲伤:一分钱没挣,算来算去,竟然还欠了学校两百多块钱。为这个,母亲许多次劝他放弃这个看起来永远也转不了正的工作。他没放弃,不是什么伟大的奉献精神,只是因为教了几年书之后,他已经不再适应艰苦的农活了,更重要的是,那时候永远有一个苹果挂在空中诱惑他——转正,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能转正了,不仅每个月的工资可观,还在身份上成了国家的人。这也是我们一家人渴望的苹果。

或许,我要感谢这一点,正因为他做了教师,多少与单纯的农民有所不同,后来才会耗尽力气供我和弟弟读书。父亲为了教学,订过一段时间小学生作文选之类的刊物,它们成了我最早的文学启蒙。还有一段时间,父亲四处寻找武侠小说,聊以排解农村长儿无聊的暗夜,而我却是这些书的实际上的第一个读者。这种时候,母亲又显示出她对我们宽厚的爱,在其他人家,一个男人不但不种田,还要看闲书,一定会成为家庭矛盾的根源。母亲似乎天然地理解父亲的苦闷,或者,她本能地觉得这些书自有其价值,帮着父亲去搜罗。我记得清清楚楚,读初中暑假时,母亲赶着驴车去乡里接我,顺便卖粮食。回家的途中,母亲把车停在一个旧书店门口,说:“给你爸买本小说看看。”那本书似乎叫《三杰八俊十二雄》,是一本武侠小说。拿到书的父亲很高兴。若干年来,每当念及这一幕,我都对母亲心怀无限的感激,我都有一种感动。

然而,这些书和书里的故事,不能解日子的辛苦。父亲是一家之主,他承担着家庭的压力,读初中、高中时,每次回家要钱,都是父亲的屈辱日。他常常跑遍整个村子借一两百块钱,高利贷,承诺了秋后或者年前还。每到年末,有村人来要债,父亲和母亲都显得极为不安,小心翼翼地诉说家里的困难,让人家再宽限些时日。更让我难过的是,他们还努力让我和弟弟觉得这没什么。从那时起我已经深刻地感觉到了贫穷和它所带来的屈辱感,那感觉甚至会导向莫名的愤怒。后来再遇见这种时候,我会走掉,不听不看,假装不知道。我心想,儿子不在跟前,他们在债主面前或许会少一点内心的负担。

父亲也有过梦想,特别是摆脱贫穷赢得尊敬的梦想。无奈他生在特殊的年代和穷乡僻壤,他们那代人,在农村没有任何出路,这种郁闷,让他年轻时经常醉酒。他会把偶然在路上遇见的村人拉回家,摆上咸菜就喝两盅,喝到有了醉意,就挥动着手臂诉说一些自己的英雄事迹。酒精成了消解内心苦闷的唯一良药,也渐渐成为损伤他健康的毒药。有一回,他醉酒后半夜骑自行车回来,掉在了沟里,把腿摔断了。父亲在炕上躺了好几个月,才重新站起来,但那条腿还是留下了老伤,阴天下雨就会酸疼。也许是这次疼痛,让他彻底放弃了跟自我的抗争,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此后的父亲,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全部轨迹和重心——供我和弟弟读书。

父亲还在为了转正而努力,他和一些同样情况的老师们,三番五次到乡里的进修校去学习,买回一堆资料来看。可实际上,在这样的农村,是没有真正的学习可言,他们不过是要营造出一种学习的气氛,以支撑自己继续教书,继续相信在一步步向那个目标迈进。然而后来他们真的陆续转正了,那时候,他已经作为民办教师干了快二十年了。不知是旗里还是乡里,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参加某种考试,合格后,就有可能转正。那一段时间,母亲说他每天都认真学习,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他把握不住,这一生的付出都将付诸东流。幸运的是,他赶上了末班车,终于成了一名正式教师。

转正后的父亲,有了稳定的工资,那时我读了大学,老弟已经工作,子女基本不再是负担,他似乎终于从一种长年的无望中解脱,感到生活的乐趣。教书不再是为了转正所必须的过程,而是越来越成为他自我身份的某种标志,也是因为状况的好转,他们这些乡村教师第一次在乡村获得地位。家长们年节时,会请老师们吃吃饭,有一些当年教过的学生回村,也偶尔拎着东西到家里来看望父亲,这时候,他有了一种教书育人的自豪感。

08年,父亲告诉我,村里的那间小学被合并,他被调到另一个村的学校去了。我从他平淡的语气里听出潜藏的伤感,但却无法安慰,我自己也陷在童年的学校被撤销的伤感中。从家里到他新任职的学校,大概有近十里路,途中要翻过一座小山。那时候,他有了一台摩托车,便每天骑摩托车上下班。内蒙北部的冬天,非常冷,风大,常有雪,但他只能这样上下班。这些年,每当我想起父亲,脑海里第一个画面,就是他骑着摩托车,艰难地行使在暴风雪中的样子。

 

最好的秋天

1999年的某个秋日,我和母亲赶着毛驴车从村子后面的玉米地里往回运玉米秸秆。我和母亲到家的时候,父亲正和老叔坐在炕上喝酒,桌子上摆着一盘咸菜,两个酒盅。一桶散装的白酒已经下去了一半。窗户上的玻璃破了个大洞,塞着一团发黄的报纸,可还是有沙土稀稀落落地吹进来,落在他们面前的咸菜盘子里。

“风把玻璃吹坏了。”父亲说。然后他们接着喝。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喝的那么理智而安静,慢声细语地谈话,我觉察出了这种不同。他们刚刚从林东回来,带回了我的第一个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内蒙最差的学校中的一个。我看着那张纸有些厌恶,这和我想要得东西截然不同,截然不同,因此没有丝毫的兴奋。父亲和老叔在谈论着听来的有关这所学校的东西,做出种种假设。在此之前,我和父亲有过口头约定,即使被这所学校录取,我也不会去读。他答应了,我带着他借来的钱,走进了复读班。

第二年秋天,我拿到了第二个录取通知书,是大连的一所学校,专业是税务。我内心仍拒绝去读这个大学,但是知道家里已经无力再承担复读的费用,只能带着父亲借来的高利贷上学。一个月后,我还是带着被军训晒黑的皮肤回到了家里。我退学了,我不喜欢当会计,那个学校也让我感到压抑,它要求大学生上晚自习。但击溃我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个算盘,当班长把哗啦啦响着的算盘发到我手里时,我下定了决心,回去种田吧,我不要当什么劳什子会计。我宁可我一辈子抗锄头,也不愿意一辈子打算盘,事实上,我是不甘心,我总觉得自己值一个更好的未来。

“爸,让我回去种地吧?”我在电话里哽咽地说。

父亲在那头沉默着。那时我们家里不可能装电话,村里唯一的电话在乡村医生家里,离我家差不多有半里地。每一次,我必须请求他们去找父母来接电话。我当时无暇想象父亲在村人面前听到儿子要放弃大学回家种田的感受,无暇想象他的沉默中隐藏着多少爱和无奈,我一门心思要回去。回去。

“你在那读得了,在哪儿不是读?”

“我不想念了,没意思。”

“那就回来吧。”父亲终于说。

我挂上了电话,抬起头看不到一个人,眼泪流下来,大连的秋风也很冷。

到家之后,父亲大概也了解我自己内心的压力,他没有任何责备,母亲一直说:“回来更好,可以帮着我干活,陪着我过日子。”我确实打算和他们一起在农村过一辈子了,可内心却仍埋藏着不得志的苦闷,于是就去拼命干活。冬天已经到了,风更大,我在大门外的粪坑里清理牛羊粪,这是要在春天做农田肥料的。我站在那里倒粪,一刻也不歇息,常常被灰尘迷了眼睛,用衣袖揉过之后继续干活。走过来一个村民,看到我惊奇地问:“你不是上大学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没意思。”我说。这是他永远都无法理解的事情。我后来才知道自己村里的谈资,甚至是笑柄,人们不会理解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却不去读的,他们会按照逻辑推理出:老刘家的这个孩子在外面惹事了,要不为啥回来呢?

一个月后,我重新回到学校。之前我找了四爷爷,让他给我介绍点活干,四爷爷提了一个,但母亲没有同意。最后,我不知是什么让父亲决定,送我去再次复读,做最后一搏。后来的许多时刻,我都会想起自己从大连打给他的那个关于退学的电话。我一遍一遍想象和体验着他的心情:接到口信,从小学骑着摩托车回村里,拿起电话,听见儿子在千里之外的决定。那应该是我最不孝的一件事,用自己的冲动,让他去承受所有的负担,即使现在的我证明了当时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它也一样是儿子对父亲的残忍。

2001年,在经过了第四次高考之后,还是在秋天,不过已经是在另一个世纪了,我终于拿到了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从高中拿到通知书后,坐着破旧的汽车回家,一路上心都跳得利害。“妈。我想喝点酒。”刚进院子我就说。母亲从我的表情和语气中猜到了好消息,但是她不敢轻易相信,直到我笑了一下,她才放心。老弟跑着去村子东边的商店买了几瓶啤酒,我们一家人坐在蚊子飞绕的灯下喝酒。干了,父亲说。我和他碰杯,喝干了酒。那是一种奇怪的气氛,似乎不是兴奋,而是如释重负。

 

父子之间

上大学之前,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有些紧张,我们不可能谈心。在他面前,我始终保持自己无声的叛逆。乡下请人吃饭、喝酒,父亲喜欢把我或弟弟叫到酒桌旁,让我们给客人满酒,说些劝酒的话。有时候,父亲甚至让我们跪着满酒以显示诚意。我听从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件事,我不愿意成为他的附属品。有一次,我把酒盅摔在地上,大喊:我再也不给人满酒了。父亲有些尴尬,但并没有生气。我的反抗,也是因为对喝酒这件事本书的抵触,大概许多个儿子都体会过面对一个喝醉的父亲时的恐惧吧。父亲喝醉时,没有了平日的理智,会胡搅蛮缠,愤怒,将平日积压心里的不快发泄出来。我不愿承受这怒气,更不愿母亲去承受。而且,我也一直讨厌乡村喝酒逼酒的陋习。我已经无法获知我把酒盅摔掉时,父亲的内心感受,但从那儿之后,他再也不逼着我去满酒了,这活全落在了我弟弟头上。

我所能记得,他打我有两次。第一次,是上学前,我和爷爷奶奶住,有天晚上他喝得醉醺醺地过来,要检查我的习字本。我给他看了,他觉得我写的2无路如何也不像一只小鸭子,给了我一耳光。他教我的时候说过:2就像个小鸭子。我鼻子被打出了血,奶奶从外屋端来一盆凉水,让我蹲在地上洗鼻子。他瞪了一会眼睛,气鼓鼓地走了,什么也没说。我看见一滴滴血在水盆里散开,很茫然的感觉,既恨自己的愚笨,又疑惑他何以如此愤怒。另一次是四年级,他教我们班语文课,叫我起来读课文,我读得磕磕绊绊,他气极了,把我的语文书撕掉,让我在门口罚站。我站在门口时,看到一条小蛇从石头缝里钻出来,弯弯曲曲地爬到了旁边的草丛里。我当时想,你来咬我吧,咬我一口吧。如果我被蛇咬了,父亲就不会再觉得我丢了他的脸了。在别人面前,我是多想给他挣个面子。第二天,父亲给了我一本新的语文课本,这是他无声的道歉。

我有些怕父亲,很难理解他脾气为何这么大,但对于他打我,当然一点也不会记恨。那时候的农村,谁不打孩子呢?我舅舅曾经把表弟挂在树上,用皮带抽的。长大后,我想他应该是无比希望从我身上看到他的未来,看到这个家的未来。我真想给他争脸的,读高中,终于有一次考取了全年级第一,我在家里拿着成绩单不睡,等着很晚才回来的父亲。“爸,我考第一了。”我以为他会夸我,但他冷冷地说:“考一次有什么用,回回考第一才厉害呢。”我自知没那么厉害,赶紧钻到被子里去。后来,我常开玩笑和父亲提起这些事,母亲说:你儿子记仇呢。他就笑笑,说,谁让他小时候不听话呢。

在许多地方,我是他的延续,但这延续到了一定地步,必然会分裂开来,我们的人生,分裂成他的和我的两部分。或者说,我读书还不错,是他所理想的,但我选择的道路,却又和他设想的像左,他未曾强迫我遵从他的设想,但我仍能感觉到他淡淡的失望。每一次回家,父亲都会带着遗憾地说一句:“你为啥不入党呢?”

我说:“不想入,我不信仰那玩意。”

父亲很不理解,他说:“入党了才有机会提干。”

“可我不想提干,更不想从政。”

这时候,父亲会说:“你们这些臭文人,净假清高。”

其实何止是父亲?家族里的叔叔伯伯和哥哥们,喝完酒坐在炕头闲聊的时候,都会来一句:“你不从政可惜了,念书念到这份上,就应该从政。”

“就是,当个乡长县长什么的,我们也好沾沾光,咱们老刘家在这块就没人敢惹了。”

我会努力去解释我为什么不会选择他们希望的那条路,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你的想法不对,你还是太幼稚了。这是个无法争论的话题,我可以理解他们的不解,但他们难以明白我的选择。他们不会想到,正是因为读书,才让我知道了自己要过哪种生活。

像所有的中国式父亲,他从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每一次回乡,母亲都会早早地在车站等,而父亲则在家门口不远处的拐角那儿站着;每次离家,母亲都亲自送上车,而父亲则站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和村人们说着闲话。他就是这样,永远不会走到你跟前,可总在不远处,总在不经意间让你觉察到他的目光在看着你。因为多年来写字养成的一种敏感,我渐渐学会从他的电话、短信里体验他的内心。给我发短信,他大多数时候用我的曾用名称呼我,问我吃饭没有,在做什么。但是偶尔,他的短信会这么写:儿子,干嘛呢?看到这几个字,我心里总会一热,我知道,这几个字他也一定是带着父亲的温情发送出来的,我珍惜着父子时间难得的柔和姿态。

2010年时,他跟着几个村民去考驾照,考完试之后,他兴奋地给我发了个短信:儿子,老爸一次过了,哈哈。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他第一次自称“老爸”。在无声的对峙许多年后,父子之间终于站在了同一个高度上,我们谁也不需要仰视谁,谁也不需要管着谁,我们是两个我,或两个他。然而这代价是他老了,我已预见有一天他会变得和孩子一样脆弱,需要我成为他的依傍,犹如许多年前我需要他那样。这,就是父子之间的轮回吧。

前一阵,学校组织他们体检,他很不情愿去,我们不停地说他,他才去了。体检结果出来了,他成了三高人员,这几乎是可以预料到的情况。数十年的饮酒、吸烟,加上从年轻时的嗜肉,无肉不欢,和大多数北方人一样,爱吃咸菜,口重,都拉升了这三项指标的数据。为了他的身体,我劝他戒酒,少吃肉,可每一次劝诫又带着矛盾:我无法判断,让父亲喝酒吃肉享受日常的快乐和让他很痛苦地控制饮食以维护健康哪个更好。

三十岁后,我常会想父亲的前半生,并假设自己就是他,来借以体会他走过的所有道路。路途遥远,且充满坎坷,自然也有着暖意和收获,像在田里埋下种子,然后期待它生根发芽,破土长叶,然后去施肥拔草,然后等待它成熟后收割。我不知道自己的想象和他的生活有多少距离,但这些想象,帮助我去更深地走近他的心。

在文字里,我不该再隐瞒对他的爱,那,就用写给父亲的一首诗,作为结尾吧。

 

父亲

 

生活把全部重量给你

你却轻盈

一手夹烟一手端酒

这世人称颂的毒药

是你苦难的甘饴

 

在可数的日出中,我们

一起种田

把禾苗与杂草分开

一起读书

把词和词连起来

当你坐下休息

我的世界就完整了

 

时光的天平终将倾斜:

我落向支点

而你滑去远方

父亲,我爱着你

我爱所有赋予意义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