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着恶俗的危险,小说写的是嫖客的回忆:多年前的一个上午,嫖客张明遇见进城市寻找妻子李萍的陌生男人,男人描绘不出李萍的特征。当张明问男人李萍屁股上是否有胎记后,被李萍的丈夫打伤。张明和自称李萍的诸多小姐构成买卖关系,晚上,张明带伤去见屁股上有胎记的李萍,把上午发生的事讲给她听,张明因此在李萍那里享受了一次免单服务。屁股上有胎记的李萍从这座城市离开前告诉张明,她本名不叫“李萍”;张明再次遇见李萍的丈夫,这个收废品的男人面对关于李萍的追问,作答辅以笑容,自称尚未结婚。

强调叙述中六要素的必要性,为的是确保所述事件逻辑的确凿性。这篇小说中的人物,“李萍”和“男人”对身份的否认,使故事不再确切。真相像一地打碎的玻璃,扎着了人踩在脚底板下的暗伤——背德,苦于承认,但已使身形东倒西歪。潜意识下幽微的耻感、爱与恨、无奈等,由此得到了轮番交替的暴露和呈现。这样一来,一个由嫖客回忆构成的小说,便脱俗了。这篇小说就有了应该这样写,这样更显高妙的道理。小说情节这种外化的面貌,遵从的是作品内在诉求的需要,表和里紧密结合,这一点在这篇小说表现突出。真相不再重要,或许一切真是由一系列情感、道德律驱动的巧合构成。故事的可能性由单一变得繁复,“李萍”则成为符号,能指不变所指偏移。

《李萍啊》中寻找妻子的“男人”,于李萍的营生,大约也是无可奈何。他想做的无非是殴打张明这样的嫖客,打完后便要逃跑。在这里,“男人”放弃了寻找妻子李萍的逻辑契机,使李萍永失“获救”的可能,也使三人不会面对面,抵达真相的路径被堵死。殴打嫖客是“男人”作为丈夫的耻感的一次释放和爆发,这没有使“男人”的内心伤口弥合,而是将伤口撕得更大。从叙事逻辑上来看,他们再次相遇,“男人”必然否认自己戴着绿帽子的身份。实际上,“男人”的道德感和耻感将嫖客张明和李萍们同归在了背德者的位置,这也正是张明能在李萍那里享受免单服务的内在逻辑,他们同时背叛以丈夫身份存在的男人。两个男人的初遇,以丈夫身份出现的“男人”和以“嫖客”身份出现的男人,他们又同时将“李萍”推上背德者的位置,在这一意义上他们也是同谋者。由此,“李萍”必然是个假名字,“男人”妻子的名字必然不叫“李萍”,张明结婚娶的是“一个不叫李萍的女人”,“李萍”必然处在不停搬家和迁移中,安居和使用真名的权利则被嫖客和“男人”剥夺。

隐秘的现实被小说家发现后,在小说情节中灌输的是生命的内觉。作家于此,进行的是挫骨扬灰般地书写。这就像鲁迅对鲁四老爷的下手,让这个“道德的化身”玩塞死人屁眼的东西。“男人”则“收废品”,和鲁四老爷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看似和李萍一起充当了受害者,而且“男人”的受害,表面上看则由李萍的营生带来;后者之于祥林嫂,则是一个没有出手的施虐者,并且占据道德优越感。鲁四老爷的恶心,小说中的“我”自然是看出来了;祥林嫂的悲剧,“我”则表现出了同情。《李萍啊》中的“男人”在背德者张明那里,则几乎成一个被调笑的玩物。张明对于李萍,小说结尾的一句是:“他发现自己,在想李萍”,一个“想”字,包含怀念、担心,还包括对李萍际遇的思考。当男人们的体面,推到女人的苦难命运面前,他们看重前者,抢占道德制高点,对于后者则不施以援手。他们表现出的善,可能的自我道德的救赎,沦落为自欺欺人的内心安泰,尴尬而可怜。

《李萍啊》有三个主要人物:张明、男人、李萍。这令人想到《祝福》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我”、鲁四老爷、祥林嫂。张明在《李萍啊》中承担叙述视角功能,将小说中的“张明”和指代张明的“他”换成一人称“我”,读者会发现小说照样成立,《李萍啊》是一篇伪三人称小说。《李萍啊》中的张明,是一个市民、曾经的嫖客、隐秘的背德者,也是小说的伪叙述者(真正的叙事者是作者);《祝福》中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小说以一人称“我”的视角叙事。张明和《祝福》中的“我”,前者假借伪三人称叙事,回避一人称背德者视角给读者造成的阅读不快,他是李萍的嫖客,通过回忆叙事,抢占次道德座位;后者披着同情祥林嫂的道德外衣,而实际是鲁镇人的伦理同谋。在这一点上,不同时代的两篇作品都在力图争取自己时代的尽可能多的读者,在道德认同感上,回避芒刺,与大多数人站在一条线上。两部小说中的两个人,伪装成了很普通的社会一员,甚至令人觉得他们尚为不错。

《李萍啊》悲剧的力量,最终传达的是中国妇女苦难命运的拯救,这和《祝福》如出一辙。男权社会里面弱势的是妇女,商品化的怪相则有张明“不是你媳妇也没事,找女人不犯法”的己见。作家将人物张明的道德律减低到庸众水准,不难看出是一种期待,期待大多数人能感同身受,找到广泛庸众的心灵出发点,成就《李萍啊》这样一个社会镜像。

                                                          (《李萍啊》原载《作品》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