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J. 迪奥尼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

面对来自邪恶势力的严峻威胁,难道我们还能够像过去那样拘泥于所谓的权利和传统吗?

“尽管我们心疼欲碎,但是我们决不能退缩。”一位声望卓著的牧师曾经说道,“当下正有人在搞诡不可测的阴谋,要是我们还一味因循守旧,那么我们无异于同谋犯。”

这位牧师就是约翰•黑尔,他是阿瑟•米勒以十七世纪九十年代萨勒姆女巫审讯事件为背景写就的著作《熔炉》中的人物。作为剧作家,米勒深知不可能将政治、道德、公众以及个人诸领域截然分开,他在89岁之龄去世,或许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评估他的作品的良好契机。

米勒曾教导我们,作为个人,要有勇气去对抗那些常常大惊小怪惊慌失措的多数派,惟其是多数派,所以对抗常常也是危险的。但在米勒看来,这乃是我们的义务。米勒同时对那种空洞的个人主义表示了道德上的鄙夷。在他看来,这种个人主义罔顾个人行为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联系——而米勒则非常虔诚的相信,这种联系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他谆谆教导我们要反对自私自利,因为他知道那是对灵魂的啃噬,但他又是一位对道德教条深表怀疑的道德家。

如果我们说一九五三年初次出版的《熔炉》,现在读起来就像是对今天的新闻头条的回应,这也不过是重复半个世纪前的老话。不管是后共产主义时代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抑或是麦卡锡时期美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曾说过这样的老话。“当一出戏剧在一国突然大肆流行的时候,我总是能够籍此辨清该国的政治形势,”米勒在自传中写道,“要么是警告人们警惕行将到来的专政,要么是提醒人们刚刚过去的专政。”

让我们回到当下,听听由马萨诸塞州副州长丹佛斯为萨勒姆驱巫法庭所作的辩护词吧:“你必须理解,先生,一个人要么站在法院这一边,要么就被认作是反对它,这中间没有妥协的余地。现今是一个剧变的时代,善恶分明的时代,我们已不再是活在一个善恶混同、众生迷惑的晦暗下午。现在,感谢上帝的恩典,旭日冉冉升起,不畏惧光明的当会称赞这光明。希望你也是其中之一。”

《熔炉》曾被认为是一九五〇年代反共产主义运动的寓言。那些批评米勒的人认为,前苏联的威胁对于米勒来说是真实可感的,一如巫术魔法的威胁是空幻的一样。这话放在今天的恐怖主义这一问题上,也同样适用。

米勒提请人们注意在善恶之间过于轻易地划一条界线是极端危险的,不是因为他拒绝邪恶,更确切的说是因为他深知邪恶有一种腐蚀好人的魔力。很少有哪个神学家有他那样对人性的堕落本性有更深邃的洞察。在《堕落之后》中,米勒的一个剧中人说:“老天哪!为什么背叛是世上唯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而米勒对人性阴暗面有一种洞察的天才,这也恰好使他能够欣赏人类与恶的搏斗。米勒对人性脆弱的洞悉也赋予了他的作品以一种深广的道德律令:对他人献上应有的尊敬,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弱点。

米勒坚决反对世人将大多数人归为失败者之列的做法。如果说他深知强者会腐化变节,那么他也坚持认同弱者的尊严。这种认识启发他借《推销员之死》中威利•罗曼的妻子林达之口,发表了如下著名的独白:“我不觉得他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威利•罗曼从来没赚什么大钱。他的名字也从未出现在报纸上。他甚至也不是世上最好的人。但他是一个人啊,而糟糕的事情正发生在他身上。所以必得关注他。决不能任由他像一条老狗一样跌入死亡的陷阱。最终必得关注这样的一个人!”或者如威利自己所说:“你不能吃了橘子,立马就把橘子皮给扔掉——人不是一份水果。”

米勒终其一生都从未抛弃他在一九三零年代的戏剧界学到的那种老派的社会责任感。但即使在他的最富政治色彩的作品中,包括他第一部成功的戏剧《吾子吾弟》这样的剧作中,其中的人物也从来不是某一阶级的刻板的代表符号。就米勒的作品而言,唯有那些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无差别的抽象的人,才是其真正的核心素材。

谈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米勒曾这样说道:“当时为了追求真诚,追求正确,追求安全感,我们几乎陷于疯狂,殊不知,有时候这三者是相互抵触的。”

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如此。(里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