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说,像我这样不求上进、思想落后的人,跟红歌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但偏偏,偏偏我的生命中每每与“红歌”结下不解之缘。
  前两个月,柳州市委宣传部公布本市机关单位必唱百首红歌中,居然有一首是本人的作品(词作者),博友涂中告诉我的时候我大吃一斤!我找来LZ晚报,看到名单中我的大名确信无疑。晕!这下搞大了,我也成为红歌一份子了。前些天又听说有单位在排演我这首歌,更囧了。好多歌星是人红歌不红,而我却是歌红人不红,这不是要气煞那些歌星吗?而前不久本单位团支部搞红歌K歌赛,居然要劳资来做评委,更是让我无地自容了。
        好吧,我们是生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这是小学语文老师教的,正如崔健那首歌唱的:若问我们是什么,红旗下的蛋!
  近朱者赤,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与红歌发生了关系。
  从《一块红布》《南泥湾》《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到《红旗下的蛋》《红先生》,崔健堪称摇滚歌坛的“红歌教父”。但是这位“红歌教父”竟然因为唱“红歌”而不时被批被禁,其中的黑色幽默简直可以写一部现代版的《红与黑》。当年内地电台曾禁播《一块红布》和《红旗下的蛋》,十多年前崔健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悍然唱了《红旗下的蛋》,结果原定第二天的演出直接被取缔;《一块红布》曾被当年的文化部长王蒙公开批判说,这歌有政治寓意,影射共产党红色政权,看看这歌词,都写的是什么东西: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偏偏当时我们这些学吉他的小青年最喜欢弹唱《一块红布》这首歌,我们可不管什么政治问题,只感觉是一首不错的情歌。我倒是很想体验一下那种傻傻的幸福感觉,可惜那时从来没有姑娘会拿红布来蒙住我的双眼。
  还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也是当年我和琴友们喜欢弹唱的一首歌,歌词简洁、旋律明快、节奏生猛,很励志,正适合我们那些满腔热血的愣头青们。这首歌最让我们柳州仔激动不已、肾上腺素狂分泌的就是,末尾唱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其中有一句是柳州话唱的(也可能老崔唱的是四川话,但听起来就像柳州话)。
  其实不光是崔健,不少摇滚音乐人也都有难解的红歌情结,他们唱起红歌更是激情四射,令人血脉贲张。本人收藏有一张1992年结集出版的《红色摇滚》,这张侯牧人和现代人乐队的神奇之作现在已经成为另类经典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娘子军连歌》《社员都是向阳花》《社会主义好》《我们走在大路上》《国际歌》,香港专栏作家廖伟棠说这是以摇滚为幌子向一代摇滚青年传达了一种朴素的“革命情怀”,里面能听出理想主义的没落,也能听出九十年代初的反讽,甚至不合时宜者的绝望。
     而94香港红磡体育馆“摇滚乐中国势力”由唐朝乐队演绎的摇滚版的《国际歌》,更是成为了难以逾越的经典。据说,直到今天香港的街头运动现场,仍然有愤怒的中年蜀黍手提录音机边走边播放边高唱这个版本的《国际歌》: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可见,有时让摇滚人普及“红歌”效果更佳,至少能把那些从来不屑唱红歌的人争取到红歌阵营来,在他们心中播下红歌的种子。
  顺带说一件往事,初中的时候,学校搞歌唱比赛,我们班选了一首当年最流行的《亚洲雄风》,不知怎的,当时班主任居然选中了我这个个头不高、其貌不扬、声音难听的男生来和一位女生领唱此歌。后来好像是我比较有自知之明,排练了一两次就主动请辞了,让更优秀的男生顶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但是我还是非常感激当年班主任任老师给我的这份信任和信心,让我一直热爱唱歌到今天。
  所以,今天,尽管我依旧嗓音沙哑,依旧五音不全,依旧中气不足,尽管我依旧对那些靡靡之音无限迷恋,但是在全民高唱红歌的时候,我也会忍不住来吼两嗓子:我要把最美的歌儿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