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正在成都“纳凉”的时候,另一些地方正在热火朝天——跟“野外”有关。今天一位诗兄来电说,沈浩波等人在“攻击”“野外”呢。我这才想起在成都的时候,一位诗友打电话给我说起过这件事。要是在三四年前,我非跳起来对骂不可。但现在不了,我早已过了不理性的年纪。而且,自“野外”创办至今,一直受到部分人的仇视、嫉妒、误解,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当时笑笑:随他们说去吧,和别人对骂,不是“野外”的性格。当初之所以取名叫“野外”,就是要提倡一种严肃、安静、独立的写作姿态。与诗歌本身无关的事,从来不在“野外”的关注范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理性的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力,不是你说什么,别人就会附和。当然,这世上自然也存在许多人云亦云的幼稚者。不然,这个世界就会太单一而乏味了。
如今我更理解到:“野外”这个概念如同我们这些同人的宗教。《鹿鼎记》中,当喇嘛们要来劫持顺治和尚时,小宝急得要命,但顺治的师傅却坦然镇定,说如果“行痴”有什么不测,那也是他的劫数,不用躲避和回击,说罢又闭上了眼睛。这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实在让人叹服。当然这未免过于消极,“野外”做不到这一点,但我们没有面临这样的地步,几个人的说辞对野外的根基和信仰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屑一顾,并继续坚持我们的信仰。
我也无意去深究事情发生的缘起。“浙江是文化沙漠”、“中国新诗不关浙江诗人的事”、“杭州那个地方,是‘池小王八多’”、“一些人正在把杭州制造成‘死城’”……单从这些幼稚可笑的语言就不难看出发言者的无知。我们何必跟这样一个哗众取宠者计较?
江离在“早班火车”上作了如下回帖:

看到这一次闹剧牵扯到野外,简单说两句:
1、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视野和方式。我看到沈浩波之流的东西一般直接把它扔进垃圾桶,这是趣味问题;但我不会叫嚣着要求他们放弃他们的写作,这是一个人自由和宽容的基本权利问题。
2、没有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仲裁者——除了时间。我相信野外这个宽泛的群体中安静写作的人无论最终能否有所成就,都会以时间作为衡量自己作品的准绳;我们永远不会像那种在前台走秀的超女式写作者那样,时常因为担心失去拥趸、变得过气,而不得不通过另一场走秀活动来维系他们的泡沫般的名声——因为他们的价值不是来自于自身的作品。
3、争吵不会使一个作者的作品增值,作者需要的只是呈现作品。我们时代对作者的关注远胜于作品本身,所以才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活动家——专注在镁光灯下摆弄姿态,但永远不是在写作中。因此,我们不再参与类似的争吵,这不是怯懦,而如同苏格拉底所言:如果你走在大街上时被一条疯狗咬了,难道你也要蹲下去回敬它一口吗?

江离的发言非常精彩,我完全赞同并支持。这的确只是一场闹剧,哗众取宠的闹剧。
“野外”将依然按自己的方式发展,它是酸还是不朽,我们无意去揣测,这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有人故意装疯,最好的办法是不予理睬,不然就上当了。因为这是伊沙和浙江个别诗人的私人恩怨问题,跟浙江诗人没关系,更和沈某人不相干,他为什么掺合进来?而且将矛头对着野外以及整个浙江诗人?那是因为如果他仅仅将矛头对着个别人,就收不到炒作的效果,以众人为敌,再引起众人的回应,他就是焦点了,这正是他所希望的。这是新时期阴谋家的伎俩。所以,我仅仅在自己的博客里记录,并不希望被转贴到其他地方。

附:关于“小文人诗歌”

对于“小文人诗歌”的提法,就炒作而言,它是成功的。当然,质疑者也很多,相对小文人,那么肯定存在大文人了,那么,“中国有大文人吗?”大文诗人诗歌又是什么样的概念?他们的解释似乎要以“新批判现实主义”统一天下。这不免荒谬。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诗歌的两大传统。一个比现实主义更小的主义就想横扫天下,真让人啼笑皆非。自古诗歌流派就纷呈,百家争鸣是多么美好的事,你想批判现实你去批判好了,又没人反对你,但你却无法要求别人也跟着你闹。清一色的诗歌只有在“文革”才会出现。难不成他们想来一次“诗歌大革命”?可惜现在不是毛泽东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他们不会去充当红小兵。当然,这种态度的出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许多人就是靠着“反对”和贬损别人来哗众取宠的。对此,诗人横的反应我颇为赞同,特录于此:

首先,他们的的定位就有问题——“‘小文人诗歌’是指一种在文字游戏和情感游戏里自娱自乐、自怜自叹、自怨自艾、回避现实乃至躲避现实的诗歌趣味,具有小圈子化、反对所谓现实关怀等特点,如今颇为流行,但以这种风格进行写作,无异于让诗歌走上自杀路。”——
1、“文字游戏”,写诗歌的都知道,诗歌就是文字游戏,诗人通过文字游戏(这话还有另一个说法,即:语言探索)发现以用语言新的可能(任何语言都不可能完全成熟,语言需要不断的敲打,重新组合才有新的意义,从而再为时代注名)。诗歌功能中的一项就是发现语言的新功能和还原语言的真实(这种真实更应该靠近现代人的内心需要的真实)。
2、任何诗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去过一种隐士的生活。就是陶渊明也不可能,那只是一种姿态——反抗的姿态。没有诗人是不关怀现实生活的,即使他在诗歌中没有使用叙事与牵涉现实事件的东西,诗人也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个人的痛苦忧虑。首先诗人是人,写作诗歌的人,是人民中的一分子……除非他立即死亡,他才有可能与现实世界没有关系。这也就是说,还活着的诗人是属于现实的,他的写作与现实有关。我出来就不怀疑,即使,有一再强调自己的诗歌与现实无关的诗人,我也不怀疑他关注现实。难道,我们从那些诗人的作品里看到的这样的作品还少吗?!
3、诗歌写作历来是不应该被统一化的,用一个标准来衡量诗歌确实扯淡。难道,我们还要回到“麦田”时代?!
4、圈子写作,在我看来是气味相投的写作,是艺术审美一致的原因所成就的一种正常现象,因此,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5、在我看来,无论是文革还是现在或者将来,诗歌永远不会死亡。因为,诗歌仅仅是一种由个人行为再转化为社会行为的……我必须强调的是,诗人只是写作所谓文学中的一个门类诗歌的人,他不是一种具有社会性质的个人身份,更不是作为个人在社会上抬高自己地位的东西。诗人有责任去写作现实,也没有责任去写作现实生活那方面的题材,我是说,这要看诗人自己怎么去想和做。责任这个东西是不能强加在诗人身上的。我认为,无论是怎样,诗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写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