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谷在太原附近,从三月十二日到十九日,我在那里的一座高墙大院里眯了一个星期。没有网络,看不到喧闹的世界,于是只好听故事、喝茶,对着一只大狗发呆。


据说很久以前晋商中最富的一票人都在太谷置了房产,这里曾经到处都是好几进深的院子。但现在老院子已经不多,只集中在鼓楼四周的几条街道上,且不成规模了。
解放初期闹土改,那些大院子都分给了翻身的农民。原来的大宅门便成了大杂院。山野村夫散淡惯了,消受不了高墙的拘禁,于是就兴起了拆房风,大空场上盖上个新房子,独门独院,远比隔墙有耳的房子自在。而且当年富人建房子时都做了千秋万代的打算,砖瓦木料都用得足用得好,拆一间老房子可以盖出两间新的,这样的经济账甚至连文盲都算得过来。
这么划算为什么没拆干净了呢?当地人告诉我,保留下来的都是当年被政府征用了的,比如做机关、商店或者职工宿舍啥的。


我住的院子的主人姓姜,六十岁,六年前他花了三十多万买下了这个大宅门。“当时所有朋友都说我在太谷待不住。”老姜当年的生意做得挺大,国内国外到处跑,是个闲不住的人。
“这个院子刚买下来时很破旧,整修它我用了三年。”那时,老姜每天和装修工人一起泡在院子里,自己动手画每间房的装修设计图,几十间房子,每间房子的装修都不一样,“那时房顶上的瓦三分之一都坏掉了。我跑了太谷的很多地方去收当年的老瓦,结果竟让我收齐了。”花了心思、花了时间、花了数倍于购房款的整修费,院子整旧如旧,老姜也就在太谷住下了。
上到达官贵人,下到普通百姓,老姜的朋友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短短一个星期,我就遇到了三四拨,有从北京跑来淘旧家具的,有从太原来的公务员,商人,也有不知什么来头的。身份不同,做派各异,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些人都说自己是姜总的朋友。有几天老姜不在,客人也照旧来,反正老姜肯定留下过话,来了一定有饭菜、好酒招待,客人酒足饭饱,东瞅瞅,西看看,也就走了。
“从2004年到现在,我在这儿一住就是六年。越住越觉得我老婆说过的一句话有道理。”老姜说。
“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这是我未曾谋面的姜夫人的话。我咂摸了一下滋味,也觉得有些道理。


老牛说起西方的选举制度时一脸神往。有几天接触的铺垫,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其中的原因,老牛能言善辩,有演讲才能。以他的辩才,是很有机会在激烈的选战中脱颖而出的。老牛说,“我就是老鼠掀门帘儿,全凭一张嘴。”
在文革中时兴“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二十岁的老牛生生凭着一张利嘴,打赢了一场场嘴仗,把一个个零散的群众组织说到了一起,自己也成为北京某著名高校这一派学生组织的头儿。那是老牛最风光的时候,可惜这风光没持续了多久,后来武斗了,工军宣队了,老牛因为嘴快,议论过中央领导的做派,就“反革命”了。老牛的流利表达没了用场,只能检讨,编自己的罪行。
这次在太谷,和老牛吃住都在一个院子里。饭桌上,老牛段子多,政治经济文化无所不及,开别人玩笑的同时,也喜欢开自己的玩笑,暴自己的短处,而老牛的短处,大多都是和嘴有关的。
文革后期,老牛在山西某公社做副书记,一次公社抓了一个坏分子,而坏分子的赃物都藏在他情妇“小寡妇”的家里了。审问“小寡妇”的重任落在了老牛的头上。老牛得令,心中一喜,觉得自己表现口才的机会来了。“小寡妇”驾到,老牛开始说,先是循循善诱,晓以利害,后是声色俱厉,吹胡子瞪眼。不想招数用尽,却只换来了“小寡妇”淡淡的两句:“你们文化人可不兴坏我妇道人家的名声啊,我跟那谁谁谁没关系,怎能藏他的东西”。说完,人家一摔门,走了。
老牛审问时,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农村干部在隔壁“听堂”,审完了,老头出来冲老牛一笑,“你进屋,看我的。”说罢,老头吩咐广播站广播叫“小寡妇”,就说老头叫她。
广播播到十来遍的时候,“小寡妇”讪讪地来了。进门怯怯地问,“恁找我吗?”再看老头,此时头冲着墙,只把一个背冲着“小寡妇”,也不搭腔,“小寡妇”连问了几遍,老头就是不吱声。“小寡妇”又说,“恁要是没啥事,我就先回了。”说罢转身要走,“小寡妇”的一只脚刚迈过门槛,突然听到背后一声惊雷般的吼叫:“回来。”“小寡妇”唬了一跳,刚回头,扑面而来的就是一顿XXXX祖宗八代地狂骂。老头骂不绝口,花样繁多,“小寡妇”蒙一阵,汗一阵,最后实在受不了了,说道:“我做了啥恁就说啥嘛,咋上来就是一通骂哪”,老头虎着脸,“恁做啥恁知道”“是那谁东西的事吧,我带你们取出来就是了。”“还不快去。”老头依旧板着脸。“小寡妇”走了,里屋的老牛也傻掉了。
文革后,老牛试图靠着自己的利嘴东山再起,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但几次机会,都输给了嘴不如他的人。利嘴之于老牛,大概就像萧何之于韩信吧。
现在六十五岁的老牛说得最多的是“真棒”,“太好了”,不管是面对一桌子菜,还是面对一屋子人。


在我们住的老院子的一角,拴着一条体型彪悍的大狗,初来时,我们每次露面都会引起它的一阵狂吠,后来我们试着喂了它些狗粮,它竟一下子温顺了许多。再后来,我们手拿狗粮,让它蹲下,它便蹲下,尾巴摇着,痴迷地盯着我们的手,是盯着我们手中的狗粮。“仓廪实而知礼节”,狗犹如此,何况人乎。
在太谷其间,和老牛老姜谈得最多的,是发生于四十四年前的那场浩劫。那时的许多人,活得好像还没有那条大狗体面吧。
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晚上在公园约会,浪漫之余,小伙子要送姑娘一件礼物,还有比主席像章更体面的礼物么?对,直接别到衬衫上吧。第二天,姑娘没舍得换衣服,穿着别着像章的衬衫去上班,不想被眼尖的同事看出了“问题”:因为天黑,像章别反了,领袖的头冲下了,这还了得。一通审讯,姑娘供出了小伙子。小伙子被抓,做了牢。革命形势不等人,等小伙子出狱时,姑娘已经嫁人了。老姜见到小伙子时,发现小伙子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不见了。小伙子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菜刀剁掉了这两个手指。
当年他正是用这两个手指给姑娘别上的像章。


走在太谷的老街上,偶尔还能看到没有洗刷干净的旧标语,门前的自行车,老理发店,屋檐下围成一堆下象棋的老人。这一切总让我恍惚觉得自己正走在七十年代初的街头,牵出我一串“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记忆。
我想,这些房子,这些物件,还该记得那时的人和事吧。然而,那些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们呢?那些骑着摩托,开着汽车按着喇叭从鼓楼的楼洞里穿过的年轻人呢?
这时我想起了老姜给我说起的一个比方,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姜的原创,但我一定要谢谢他讲给我,因为这是我听到的关于“文革”最好的一个比方了。
他说:“‘文革’就是一摊晾干的狗屎,你已经闻不到它的臭味了,但它曾经很臭,而且今天你一旦给它浇上水,沤上几天,它会比原来还臭。”
想到这里,天上突然飘下了几滴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