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以来最好看的小说之一了。当然是我个人的历史,就象一部电影,它描述了各种可能性,但留给爱玛的只是痛苦。这可能是19世纪的法国、欧洲人的预感和体验。的确,按照福楼拜的逻辑,爱玛也可以算是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冒险家,不是别人,就是爱玛。她在修道院时就热中于华莱叶小姐的桃色新闻(旧闻),一只漆画的碟子,就可以使她浮想联翩。马克思说,多少比例的利润,就可以使资本家发起一次世界大战?当爱玛处于她一生的颠峰时刻,也许就是夏尔在下午看到她收拾家什的时刻,那一刻爱玛仍有可能性,从舞会归来的路上,当子爵策马前行的时候,爱玛命运已经确定无疑。
  
  因此,想想古斯塔夫·福楼拜的话吧,“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福楼拜也摧毁了自己的可能性,他开始认命。他只想做个娼妓一般的文人。这没什么不好。最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当一个作家及其主人翁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标本时,他是否悔恨,是否内疚。不应当悔恨和内疚,既然上帝选择了他,那么就是他。
  
  然后当一双可爱的黄手套戴在一位乡村花花公子的手上时,爱玛被彻底打动了,折服了。被太多人喜欢并不是好事情,比如那位年轻的法律系学生,他带来爱玛最终的毁灭,但重要的是,爱玛有无上的权力,既然“她追求理想,她是加邦特拉的恺撒”(波德莱尔语),那么对她来说,她天生就可以选择更好的可能性,她只不过在这部小说里,留下一个哀惋的结局让人感叹。
  
  而一部好的小说应该具有开放性,如果让今天的人来写《包法利夫人》也许会让爱玛以一位觉醒的女性主义者的角色谢幕。这个结局使人鼓舞。
  
  如果你仔细地阅读《包法利夫人》,阅读任何一个作品,你就会发现它们永远预留了可能性给读者,读者才是真正的恺撒。幕布收起时,恺撒们应该站在台上,接受赞美和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