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行为的文化解释从来无须否认其中也包括一种生理学因素。这样一种否认基于对科学说明的误解,生物学并不否认化学,虽然化学并不适合说明生物学现象。生物学并不被迫按照化学的程式去工作,因为人们知道化学规律是化学所分析的事实的基础。在科学的每一个领域中,都必须强调最适于说明观察所得的情况的那些规律和次序,不过也还是认为其他的因素也是存在的,这些因素可能显得未必在最后的结果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谈到人类文化行为时来说它的生物学基础有点儿离题,这并不是否认这些东西的存在。它只是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的要素才是原动力。

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中,也同样在竭力强调实验心理学。最近一些有关人格特性的有价值的实验告诉我们,甚至在有关诚实和领导能力这类特性中社会也是关键的因素。在一种实验条件下的诚实几乎没有给出任何暗示,说这个孩子在另一种条件下会作弊。这里得出的结论便成了无所谓诚实或不诚实的人,而只有造成诚实或不诚实的条件。同样,有关领袖的研究也证明,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也没有一种可以立为标准的一致的特性。是角色发展成了领袖,至于他的品质也许只不过是条件强化了的东西。在这些“有条件”的结论中,如下这样一种看法也越来越明显:就是在一个我们所选定的社会里,社会不单单是表达一种事先决定了举动的具体样式的固定机制,而毋宁说举动也是我们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所唤起的一系列倾向。

“文化模式(Patternes of Culture)”,(美)露丝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著,王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页154。

本书根据英国George Routledge & Sono LTD (伦敦) 1935年版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