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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大同:走出新诗的“死穴”

——谈白鸦的诗歌新立场

 

梁小斌

 

    最近,诗人白鸦在论述他的诗歌新立场时,将汉语诗歌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一个“死穴”,这就是观念祭坛。仅就“祭坛”两字,可谓触目惊心。这个祭坛上究竟祭的是什么观念?白鸦说,现代汉语诗歌是观念祭坛上的一具病体,这个病体究竟患了什么病?这不得不引起我也想说几句。

    首先,我得由白鸦的“祭坛说”引申出我的思维,没有白鸦的这个概括,我们也许还弄不清中国新诗是如何从繁荣走向衰弱的,容我稍微扯得远一点。

    我在想,中国文明说到底,仍然是一个祭祀文明。祭祀不仅限于仪轨,它大概囊括了中国人心灵的全部。中国人最真实的生命状态就是祭祖,而不是祭什么有辉煌业绩、有传奇故事的神或大救星。甚至可以说,祭祖先于祭佛、祭礼、祭屈原。中国以祖为人,以生生不息的家谱延续构成中国民族大家庭的亲情大同。

    中国古代学人,依据中国人生生不息的延绵这个最大事实,为它注入了各种学理。可是到后来,不知怎么就变成了好像是先有了这些学理,然后才有了中国人亲情大同的文明史,这种本源颠倒的思维模式,在当代更为盛行。

    自古以来,中国就存在着这样一个祭祀的事实:把学理的创始人和后来的革命家、思想家引入殿堂加以颂扬,甚至出现“他比亲人还要亲”这样的祭坛言词现象,但情况依然是,任何学理崇拜和祭祀崇拜按照现在的通用语,它必须“有利于”中国人在亲情大同中休养生息,但什么叫“有利于”呢?譬如人民曾经崇拜革命,但是这个崇拜必须有利于“人民不参加革命”,历史曾经把人民变成了革命人民,这个重大失误已经不需要再罗嗦了。中国人祭坛的生存所系,依据的是亲情延绵,人民对将他救出苦海的人心存感激,应该辨证地看。这充分说明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度。宗教思维里的先有精神、后有存在,和反驳宗教的唯物主义,均不属于中国人的心灵视野范围。

    在一次私人谈话里,白鸦说,中国自五四以来,我们的学人和诗人是以批判中国宗教的方式来批判传统学理的创始人的,说这些学理“吃人”,类似于精神鸦片,中国传统学理创始人所阐发的学理到底是否“吃人”,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这是因为在中国现代学者的思维里,把中国传统学理的阐发当成了类似于上帝给中国人的生命状态以命名,于是自然得出结论:命名就是压迫,取消了命名就是取消了压迫。

    白鸦说得对,那时诗人的作用也如同上帝,在30年代的中国新诗里,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和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均标志着地球和大堰河在被重新命名后,再被引入中国人的祭坛。特别是艾青的那首诗,质朴地表达着在生身母亲之外还有一个母亲值得去爱的深切情怀,因而很自然地完成了一个济世母亲的创造。可以说,中国新诗较早的从西方宗教那里学来了一种创世传奇的叙述方略。中国新诗在30年代所起的作用不是别的,而是把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引入了国民生活,拯救是这个意识形态的灵魂。

    被引入中国新诗的宗教意识形态,具有双刃剑性质,这一点,到了中国的朦胧诗阶段,仍然没有被朦胧诗人们所看破。中国新诗在朦胧诗阶段的历史性变革,很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改革。“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当我说起这个朦胧诗的经典之句时,白鸦确认为:“它实质上极其准确地道破了朦胧诗的僧侣性质,虽然这是一个反叛的僧侣。”实事求是地说,白鸦的眼光是十分独到的。

    中国新诗的“死穴”特征,按照白鸦的说法,在第三代的解构主义诗学观里表现得特别鲜明。解构主义虽然是舶来品,它虽然使中国新诗丧失了自主性,其实这还不是形成死穴的根本原因。白鸦曾说,形成死穴的根本原因在于“只见诗人不见诗”,其实从诗歌的内容上看,表现于对辉煌业绩和传奇故事的颂扬,以及对亲情大同的忽视。当中国新诗里弘扬宗教意识形态的诗歌走向崩溃时,也会自然导致中国土生土长的解构主义诗学观的形成。解构主义认为“公鸡报晓”是对公鸡的命名,解构主义不要时间,不要历史,把生活本身压榨成事件,继而压榨成观念,它以解放“物”来摆脱词的束缚为表征,实则实行的是对“物”的放逐。当新诗在宗教意识形态阴影之下,解构主义终于变成了一个反叛的僧侣,它实质是救世神话的癌变衍生。中国新诗从初始时期的创世命名开始,走到解构主义时期对命名的反驳,大致演绎着一段形而上学思维观中国版的心路历程。中国新诗的主旨是让国人警醒,因而它展现的是业绩的一面(即诗人的一面),而不是亲情大同的一面(即诗本身),中国新诗自有它的百年孤独。

    现在,中国新诗又到了白鸦所提的“新立场”这个关口,但白鸦在与我的私人谈话中解释说,新立场是具有中产阶级性的、新诗的第四阶段写作形态。我认为,“走下观念祭坛,终结意识形态对抗”,是白鸦的一个非常大胆而卓有成效的诗学领悟,但终结意识形态对抗这个观点一经提出,马上就牵涉到如何终结这个问题,因为报纸上已经在大讲和谐,弄得不好,这并不能形成白鸦的新发现。其实白鸦的诗学观是跟中国新诗前三个阶段的僧侣性质划清了界限的。

    学界称白鸦的写作为“中产阶级写作”,中产阶级当然是指精神中产,这个阶级由于精神上的自足,因而有别于中国新诗前三个阶段的诗人们的精神怪异和封闭,中产阶级的阵营在中国人数将会越来越多,因而将会构成中国新诗的新景观。

    问题是,中产阶级诗歌写作的素材是什么呢?学界有专家认为,中产阶级有奋斗史、血泪史和忏悔史,简言之,就是要写史诗。

    我认为,学界对白鸦现象的评价明显滞后。写任何社会阶层的历史,在这个提倡和谐的社会里,那是电视和小说所要关注的事情,是作家协会所要关注的事情。文革前,中国出现过很多血泪史和创业史,现在,史诗权利回到了中产阶级这个真正的自由人的身旁,这当然是件好事。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明明没有史诗,现在为什么非要有史诗情结呢?其实朦胧诗以来,中国新诗的僧侣性质仍然余音袅袅,譬如民间诗歌、草根诗歌。

    白鸦现象是容易被误读的现象,并非仅以中产阶级写作即可准确揭示,他的诗呈现出顿悟瞬间的心灵状态,其实质,是直接涉指亲情大同中的无意识的源流。在中国诗人那里,亲情大同恐怕又难逃被命名的厄运,其实,亲情大同就是中国人的潜意识生活,它与是否有文字记录无关,中国人的生活长期以来就是处在潜意识的黑暗之中。听说白鸦的诗《刺猬》已被列入大学语文教材,这么一首小诗怎么会受到如此重视呢?白鸦的确发现了一种处于黑暗中的、实际上支撑我们人的存在的潜在力量。诗人们平时不大注意的就是刺猬的生活,我以为,刺猬的生活就是暗喻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新诗的重大拐点,就是要恢复“道可道非常道”的、无命名的诗学传统,这才是走出死穴的正路。

    在宗教社会,我们只知道神是如何奋斗的;在英雄时代,我们只知道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在人权国度,每个人都有资格写史诗。这听起来一点不错,但是,形形色色的“史话”堆积起来,恰恰是人类大家庭各有业绩、各有辉煌的孤独史,这就反映了在自由人身上仍然弥漫宗教专制情结的余毒,当每个人都有权利变得专制的时候,这个社会恰恰不专制了,这就是西方所谓的“契约大同”。

    在中国,佛祖、孔子、屈原均有史诗般的记载,中国老百姓也祭祀他们,但他们并不干扰中国平常人无史可录的正常生活。中国平常人无史可录,只有家谱记下一笔的生命真相,却被当代国家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形形色色的“史话”所干扰,此即是对亲情大同的文明史的漠视,这让我不得不想起白鸦的一句话:“让我们怀着正直的悲伤,收拾社会变革时期的大众心灵残局”。这句话说的何等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