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真伪复谁知


无须渲染,钱学森宛然已是传奇,甚至在他的前半生足以证明。 

1911年,钱学森出生在上海,一种说法是杭州,但无论如何,三岁之前他是呆在杭州。1929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攻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1934年毕业之后成为当年20名留美公费生之一。1935年,在清华大学空气动力学教授王士倬建议下,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36年,钱学森获得空气动力学权威西奥多·冯·卡门教授赏识,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研究院。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抬头看到一位个子不高、仪表严肃的年轻人。他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他思维的敏捷和富于智慧,顿时给我以深刻印象。”冯.卡门日后如是回忆,钱学森三十多岁就被公认是天才,认为他在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后,钱学森在美国生活一帆风顺,重量级论文发表、博士毕业、晋升教授、加入火箭研制组、参加国防部科学顾问组、结婚生子。直到1949年,他在美国生涯达到了顶峰,那一年,他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正教授,并出任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并且申请加入美国国籍,一切看来如此顺理成章。 

然而,随后形势急转直下,麦卡锡主义席卷一切,钱学森在美国的地位也岌岌可危。1950年的夏天,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指控在30年代加入共产党,吊销机密工作许可证,并且被囚禁超过两周,遭遇连番盘查,体重一度减少30磅。 

尽管无论是今天还是当时,那些证据都显得毫无力量,但是钱学森在美国已经无法继续进行研究,更不能再进实验室,钱学森决定回国。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过去曾经非常赏识钱学森的才华,而如今他却要求无论如何要求美国司法部留住钱学森,据说正是他在情急之下放言,“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正是他这通电话,使得移民局对钱学森的审查加剧,钱学森的行动自由收到限制,日后他为此懊悔不已:“与其说钱学森是共产党,不如说我是!”  

于是,钱学森移民局发出驱逐令之后,继而被软禁,只能从事简单教学,每月必须向移民局报告一次。直到1955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批准对钱学森的驱逐令,对美国满怀恨意的钱学森回到红色中国。他日后表示,周恩来是影响一生最重要的两个人之一,正是在周指示下,当年中国以释放战俘的条件换得钱学森的回国。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评价,这个天性害羞、内向、才智过人、只想一辈子安分守己做研究的科学家,不幸却不仅一度、而是两度卷入国际政治漩涡的故事。 
 

此后的故事人所周知,就像他曾经的学生戏谑:钱学森回国以后的最大心愿就是给美国好看。钱学森的才知并没有因为五年的软禁而失去价值,也没有因为日后中国连番运动而影响发挥,相反,在当时冷战对峙格局之下,钱学森的贡献显得格外重要,他领导了中国的“两弹一星”,成为中国五十年代后最为重要的科学家,地位鲜有人能够匹及。 

钱学森对于美国对他的不公待遇也许始终不能释怀,一九七九年,加州理工颁赠钱学森杰出校友奖,他的好友Frank Marble 邀请回美国正是领奖,甚至多方努力撤销了驱逐令,可是钱学森始终不肯回去,此后他也拒绝了类似访美领奖的机会。九十年代,在一次会面中,钱学森的长子对张纯如表示,要钱学森重返美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公开道歉,“只要任何一名政府官员公开承认,美国四十年前做错了。” 

也许,钱学森需要美国一个道歉,然后知道今天仍旧有人要求钱学森为过去做一个道歉。

1958年6月16日,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名为《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文章,文中算了一笔账: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在放卫星流行的大跃进时期,这篇文章的作用亦被不断质疑。根据李锐的庐山会议的回忆,这篇文章影响了毛泽东的判断。有人曾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则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为此,毛甚至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 

从满清到中日战争,从朝鲜战争到冷战,再到铁幕的消融与地球村的形成,正如张纯如所言,钱学森的故事可作为一首史诗看,本世纪若干最伟大的科技与政治剧变均涵盖其间。大时代洪流始终无从回避,钱学森的身份也注定他无法完全置身事外。历史总是存在类似,1945年,钱学森代表美国去德国询问导师冯·卡门的导师沃纳·冯·布劳恩,后者的一生纠缠于德国与美国的战事之中,而四年之后,钱学森就莫名卷入了中美政治之争,命运的交错与暌违令人唏嘘。 

钱学森的传奇注定有多重写法,因为传奇的推动力量始终变化,即使是伟人,在塑造历史之时,也无法逃避被历史塑造的命运。这不禁让人想起钱学森在美国的一次遭遇。在研究某个航空难题之时,年轻的钱学森反反复复,层层演算之下,手稿高达800页,左后,他用红笔写下“Final”(最后定稿),时隔不久,他铅笔在一侧又补上一句,“Nothing is final”(没有什么是确认的)。 

对于钱学森,或者历史,我们总希望能够抱以了解之同情,但在诠释与遮蔽之中,现实情况则可能沦为无从了解,亦无心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