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仪:不让须眉的女院士
温州学人对话录
2006年12月28日
 
  

  采访对象:张淑仪著名女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以下简称张)

  特约主持:金辉(以下简称金)

  张淑仪,1935年12月出生在龙湾的一个书香门第,在温州中学读初二时,她跳过初三考取省立杭州女中(现杭州十四中);后从高二又跳过高三,1952年考取了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作为该系第一届声学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物理学家魏荣爵教授,从事超声波在液体中传播现象的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初,张淑仪率先在国内开展光声热波物理及其应用研究,并在光声成像理论和方法上有新的突破。1985年,这一成果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第四届国际光声光热会议上报告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邀请她参加《Photoacousticand Thermal Wave Phenomenain Semiconductors》的撰写(第二章)。从此确立了张淑仪教授在光声领域的国际地位。第五届国际光声光热会议以后,张淑仪被聘为国际顾问委员并担任执行主席等职。在国内,她主持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光声光谱仪、扫描光电显微镜和激光扫描显微镜等一系列设备,分别通过省、部级鉴定,评审专家一致认为这些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其主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91年11月张淑仪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曾任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所长,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国家发明奖评审委员会特约评审员,近代声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目前继续担任声场声信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光声、光热会议顾问委员会委员及会议主席,《声学学报》副主编,《自然科学进展》、《南京大学学报》及《应用声学》杂志编委。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六届至第九届江苏省人大代表。

  “这也是歧视妇女的一种表现”

  12月1日,我给南京大学的张淑仪院士打电话,我告诉她:“到目前止,您是我们专栏访谈的第一位女科学家,我们感到很荣幸,总算找到一位女性了。”她在电话的那头却说:“不要这么说啊,这也是歧视妇女的一种表现,你们记者说起来很尊重妇女的,其实不然。男女院士都是一样的,我们当院士只不过是遇上好机会而已。”———我碰到了一位说话耿直、不让须眉的女院士。

  南京大学的校园清幽迷人,这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学府,文化的积淀酿就了特有的气质。我在声学楼里找到了张淑仪老师。她已年逾古稀,可是一头乌黑乌黑的头发,显得很有神光,很具活力。她说话快人快语,而且坚定干脆,一点也不口罗嗦。那天她穿着一件深咖啡色的短大衣,衣袖上绣着一点点的花样,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丝丝透出女科学家的风采。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

  金:那天,与您通了电话之后,我一直在想,在我们的社会里,您作为一位女科学家,当然是引人注目的,因为在众多的科学家中女科学家毕竟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如居里夫人名扬天下,其原因是她的学术成就很杰出,一生两度获得诺贝尔奖,但她的知名度与她是一位女科学家,尤其是成功的女性先驱,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不知道您觉得如何?您从小是否知道居里夫人,是否受到她崇高精神和动人故事的影响?

  张:有的。我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家中有不少的藏书,小时候时常爬上阁楼找书看,其中有介绍中外名人的,如孔子、诸葛亮、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我读过《居里夫人传》。这些名人刻苦钻研的精神在我的心灵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不过,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哥哥。记得读小学三年级时,我算术成绩不佳,在一个炎热的暑假,四哥张鸣华拿了一本《算术难题500解》教我解题,当我将大部分“难题”解出来以后,我的算术成绩有了很大进步,相应地其他成绩也上去了。1948年春,我以考试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温州中学初中部。1949年秋休学,在三哥张鸣镛的指导下,半年后考入杭州女子中学(现杭州十四中学)高中。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

  金:您受家庭影响从小喜欢读书,你们张氏可是个大家族。那么你们张家是否与明朝“阁老”张骢沾亲带故?

  张:张骢是普门张氏,我们是高原张氏,本是两支,没有直接的房族关系。我们张氏家族自我高祖父开始,历代都是举贡生员。高祖父著有《介轩集》。在鸦片战争时,他是镇海县学教谕。以后,他辞去职务,开始了教书生涯。他为人刚正不阿,一生清高自恃。我小时候,就时常听到家里人提到他,他对我们家族的影响很大,是我们的典范。

  我的父亲张肇麟13岁中秀才,实足年龄才12岁。祖父去世后,作为长子的父亲挑起治家的重担,他有三个幼小的弟弟,因此在他的一生里,除了办教育、办实业和研究古史外,还不得不付出很多精力来应付大家庭的经济负担。我们家不富有,但对教育十分重视,在我父亲的扶助下,我的三个叔父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中三叔父张肇骞先生是生物学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我们兄弟姐妹也都逐步走上了从事科学技术的道路。

  “张家一门两院士”

  金:你们张家一门出了两位院士,那是很了不起的。您是怎么会对物理感兴趣的?后来您是如何走上声学研究道路的?

  张:其实,我们家的两位哥哥也是很有成就的学者。三哥张鸣镛生前是厦门大学教授,上世纪50年代,就成了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他兴趣广泛,不仅钻研数学及物理理论,而且在古文诗词方面也有很高的修养。他曾研究整理高祖父的著作《介轩集》。可惜三哥英年早逝,今年正好是他诞辰80周年、逝世20周年。四哥张鸣华也研究数学,现是清华大学教授。记得我高中时,我的数学成绩已经不错了,三哥曾说,如果淑仪也学数学,我们家可召开家庭数学研讨会了。不过我大学读物理专业是听从三哥的意见,他说学数学太抽象,对女孩子来说太枯燥,学物理比较实际,同时他也喜欢物理,就叫我报考物理。就这样,1952年我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被录取为声学专业研究生(当时学习苏联,称为“副博士研究生”,四年制),师从著名声学家魏荣爵教授。1960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此后一直在南京大学工作,从事超声物理和光声的科学研究。

  金:您从事的声光学研究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但我从你们业内人士的评价来看,您可是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家。您是否简要地介绍一下您的专业及对我们身边的生活有何直接的关系?

  张:我从事的超声物理和光声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利用声与光相互作用过程,揭示物质的宏观和微观特性,包括固体材料内部宏观缺陷等不均匀结构以及物质的微观分子结构等等。上世纪70年代末,国际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即光声学。光声效应是指利用光与物质相互作用产生的热波以及由热波激发声波的现象,与声光效应虽然表面上只是字面次序颠倒,但实质上是截然不同的。1980年,我组建了一个光声小组,转入光声学研究。由于我有长期从事声光效应研究的基础,所以我能比较快地在光声效应的研究中取得成果。我领导的小组首先研制成扫描光声显微镜,对集成电路等固体器件进行成像,实现了国际上最好的分层成像。在此基础上又研制了多种显微镜及相关的检测系统,并对凝聚态物质(固体和液体)的宏观和微观结构进行研究,在多方面取得创新成果,我们小组也于1986年发展为光声科学研究室,现在与比利时鲁文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建立科技合作与交流关系。

  温州的民营企业发达,一些企业也曾找我商谈合作事宜。其实我的研究方向是基础理论,开发新产品也是我们要开拓和努力的方向。我也很愿意为家乡经济发展作贡献。

  “不仅仅向女科学家看齐”

  金:听说,您是45岁才开始学习英语的,如今是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这对温州许多的年轻人将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您能给我们说说您苦学外语的故事吗?

  金:这么说不完整。我在温州中学读初中时学过英语,在杭州女中时读的也是英语,大学学的虽然是俄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依靠查字典还是能读专业文献的。只是45岁时真正下决心攻克口语关。那是1985年,美国一所大学邀请我作访问副教授,我担心自己的英语水平低,无法沟通,把邀请函压在抽屉里好几个月不敢看。

  后来一位朋友鼓励我应当去美国访问,于是我买了台收音机学英语。每天吃完饭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听英语节目,并把它录下来,反复听,碰到生词就一个个查字典,英语水平有所提高。当然,我的英语口语的水平根本性的提高,还是到了美国的一年的时间里,我珍惜难得的学习环境,努力学习英语。现在能用英语写专业论文,用英语口语进行专业范围的交流,但是语言的内容和范围是很广泛的,学习是永无止境的,我还要继续学习。

  金:今年您已经72岁了,根据有关规定院士是不退休的,您现在的工作情况如何,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张:作为科技工作者,应不断跟踪并展望国内外科技发展趋势,并适当更新研究课题。因此在本世纪初,我带领研究生在从事光声交叉学科研究的同时,开辟新的科研方向,主要结合高新技术的发展,开展声传动器和传感器的研究,并已取得创新成果。近些年来,生命科学研究蓬勃发展起来,我们将已有的基础应用于光化学和光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在一些具有生物活性的物质,如维生素B12以及血红蛋白等的结构动力学研究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得到一些创新的结果。

  金:“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您作为一女科学家,您觉得是否要面临更大的挑战或者承受更大的压力?

  张:是啊!妇女承受的压力只有我们妇女才能体会到。目前我们的身边仍然存在歧视妇女的现象,这是几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偏见,如我去参加会议,去报到签名时,有的人不把我当回事,也许看成是院士的随行工作人员,对我说,“你就不要签名了”。有时参加座谈会,连杯茶也不给的,因为他们想当然,哪有女院士的。

  我觉得,作为一位科学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目光瞄准世界一流的标准。因此,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仅仅向女科学家看齐,而是要以世界优秀的科学家作为努力的目标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