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母语是方言的人,80年代出生在西南边城,90年代开始接受系统的普通话教育,21世纪头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在普通话兼沪语的环境中度过,我觉得普通话和方言的爱恨情仇始终是一个有趣的主题。

应该说我一出生便马上被投入到了云南方言和普通话双重发力的环境——与我同龄孩子大多如此,我想我的父辈甚或祖辈们也从小在类似这样的语境中长大——日常交流和对话我们习惯采用本地方言(我们的母语),而在一些特殊场合和情境我们则使用或接受普通话。可以很轻松地想象那些我很小的时候所接触到的普通话来源:

· 一部分儿歌
· 媒体中的声音(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
· 一部分故事的对白

关于最后这个,我想解释一下。通常我的祖辈们给我们讲故事时是不会使用普通话的,父辈们在讲述传统故事的时候也不会,不过在讲一些比较新派的故事时,可能会在说对白时使用普通话。例如寒号鸟的故事,父母以方言推进整个故事的进程,而遇到寒号鸟的经典台词“哆啰啰,哆啰啰,今天冷死我,明天就垒窝”时,就切换为普通话并带有一定的语气变化。而另一些父母则可能选择给孩子直接照着书念,那也许就会很自然地通篇都使用普通话。

上面说的这种在遇到台词时才使用普通话的现象,我觉得是一个线索。

在连起这个线索之前,我想先从更近一些的时日开始说——我的大学时期。作为从外地到上海念书的人,同学和老师之间交流时最常使用的是普通话,五湖四海的人们都使用这样一种统一的语言表达和交流,虽然不一定都“标准”,或是带有一些方言的遗迹,但沟通是没有问题的。记得我第一天去到的时候,由于过去一直生活在方言环境中,所以说起普通话来还有些不自然。我留意自己的音准和节奏,以及,谈吐时的语气——不断地调试。记得母亲对我说,为什么我说的普通话变成了和一些同学一样了,或者还带点东北味儿,总之就是听上去不自然——这个连我自己都感觉到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慢慢调试出了某种属于我自己的普通话模式。我一开始想尽量说得字正腔圆一些,比如按照小学语文课上老师教的那种感觉,或者广播电视剧/播音员的那种感觉(我在中学时也曾在小广播台呆过,使用的是这种普通话),但后来我发现像那样好像说起来就特别做作,特别假,甚至像是在演戏。是的,演戏,也就是说我好像不是在说话,而是在说台词。又过了一些时日,我好像更加自如地说普通话了,自觉很少会有那种生硬感,但有一次遇到一个上海老人,问我是不是上海人,我说不是啊,她说你说话听上去没有外地口音。我当时还挺得瑟的,不过后来突然意识到是不是自己的普通话被潜移默化成了“上海普通话”了。到过上海的人肯定对那里的人们说的普通话有一些印象,特别是从北方去的人会更敏感一些。上海人说普通话,比较老派人说的普通话会带有较浓厚的上海话发音特征,最明显的是入声字那种短促暴烈的发音,还有张不开嘴的[ai]音要发成类似[e]的音(有点像昆明话),还有[ao]会倾向于[o],等等。而年轻一些的人则可能从小受到学校普通话的熏陶(ms现在上海学校里都讲普通话,有的小孩甚至不会讲上海话),讲出来的普通话较少带有上面的特征,不过依然保有南方语系的前后鼻音不分,翘舌音打不过平舌音的现象,然后有一些很典型的“上海式表达”,例如:句末的语气词“……的呀”(“好的呀”,“是他先打我的呀”);表示强烈肯定的“不要太……”(“不要太潇洒哦”——杉杉西服);可能是“X不X”这样的句式(“好不好”“要不要”“吃不吃”)的缩略表达的“伐”[va](“好伐啦”“要伐啦”“吃伐啦”)……我直到现在回到云南一年,有时说起普通话来都还会带有这种现象,特别是“的呀”。记得我们班还有一个东北来的同学,她本来普通话说得很好的,但是模仿和适应能力太强,一段时间以后被她的东北老乡指出发音的位置越来越靠前,我想这也是上海乃至整个南方地区说普通话时的普遍现象,靠前,扁平。

唉也,跑歪了。我其实是想说,在上海说了这么多年普通话之后,刚开始的那种"表演感"和“台词感”已经很不容易被我意识到了,而且就算被我意识到了,我也很自然地把这作为一种“情境模式”去看待。就是说,我们不开口则罢,一开口肯定是带有某种情境的。而普通话对我来说,毋宁说是多种多样的“情境模式”中最常用的一种。我想试着分析一下这是怎样的一种“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