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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办公室和医院的租约本来还有两个月到期,但是双方早已相看两厌,医院终于决定提前解约,要把租给我们的面积改建作为老年病房。这一层本来只有我们公司和另一家韩资公司,自我们搬进来后,就只见过一名国籍不明的中年女士留守那家公司。医院发出提前解约通知后,我们又见到邻居一回,她来去匆匆,然后一个周末过去,那间办公室就被搬空了,只留下灰头土脸的蓝灰色隔断,提示这里也曾兴旺,就像姚江的公司一样,每日灯火通明,车水马龙,因为入住在医院的顶层,可能他们也要面对客户的质询或揶揄,要不停解释:“这座楼是医院的配楼,本来是全用作商业出租的,后来金融危机来了,住户全搬走了,只有我们仍在坚守。”以前常来我司蹭吃快餐的那位资本部代表刘阳,就曾问我:“我要不要出示医保卡?”

 

办公地点搬迁在任何公司都是大事。正赶上伊森正式到任,忙不迭地点燃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他和玛丽联手在东北四环这种交通要道找到一座新落成的写字楼,业主是军工企业,财大气粗,楼宇建设得很体面,租金又低于市场价,姚江很满意,不顾董老师和股东们的疑问,一举租下500平米。并火速开始装修。

 

伊森的第二把火是拿下著名外资保险公司CIR 两层办公楼设计装修的项目。第三把火就是筹划借保险公司的项目和公司搬新址的由头,将大年的人驱逐回家。

 

姚江为此跟我和伊森开过两个会。医院提前解约,新办公室的装修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这这中间的过渡,姚江决定先把大家搬到他的一座闲置公寓,那套房子共计200平米,带跃层,安顿公司常驻的人员—我、思思、柳然、周琦、董老师足够了。他和伊森会经常出差,玛丽不是在客户那儿就是去客户那儿的路上,于总仍然带着丁圣梅等在上海的项目上,不到秋天回不来。而大年公司的陆振涛、王姐和另外三块料,他和伊森商量,就安排他们“在家办公”好了,等新办公室落成了,姚江自以为得计地说:“根本不用告诉他们在哪儿”,这样不就打发了吗。

 

我不免疑惑,他们会这样轻易被打发吗?姚江不耐烦:“你怎么和董老师一样天真,白给钱让他们在家呆着,谁还不干?”我想说,白给钱在家呆着是时间不自由的打工者的白日梦,但对于大年这样,自己的公司被卖掉,工资和养老全指望姚江这新苦主儿的人,就不知道在家呆着是不是他们的如意算盘了。

 

姚江联系看风水的熟人,将搬离医院的日子定在“下周三中午十二点前”。又布置我写个文件,向大年的人说明“公司暂时的困难”,安抚他们回家,正说得热闹,杨律师来了。

我回到办公室处理搬家前的准备工作,不一会儿又被姚江叫到玻璃房子。杨律师和伊森在抽烟,姚江脸白白地坐着。

 

杨律师问我:“严总,上次您提到中院那边认识的朋友,你们的交情如何?”我看看姚江,他拧着眉毛不说话,我说:“关系不错,怎么了?大年的案子?”

 

姚江当初买大年的时候,因为急于要他们的建筑施工资质,匆忙成交,一并买下了他们的债务共计人民币150万。面对股东和董老师的疑问,姚江解释,收购不仅是债务,也包括大年的债权,就是别的公司欠大年的工程款,共计120万,可以大幅抵销大年的债务。

 

大年公司曾在2001年与城建公司签约,承建某科技园区的两座配楼。八个月之后,城建公司又和一家叫作“希望之星”的公司签订了合作开方协议,约定后者完成其中一座配楼的后续开发建设工作并承担投资。于是大年公司和这家希望之星签订了合约,双方同意继续履行原施工合同。

 

项目完成后,希望之星支付了大年140万工程款,次年,一家叫作龙跃的公司通过买卖方式取得了这座配楼的所有权。同年底,龙跃与大年结算,确认实际施工部分的结算造价为210万元,龙跃将承担后续付款责任。

 

之后,希望之星和龙跃都未支付大年任何工程款,于是大年将两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连本带息支付120万。

 

在法庭上,希望之星声称尾款应由龙跃支付,龙跃又反诉大年工程拖期,竣工时间延迟半年,应按每天一万元支付违约金共237万。

 

希望之星和龙跃虽然是房地产界的明星和蛟龙,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姚江聘请的杨大律师的妻子是区法院的法官。这个官司,本来大年也是在理的一方,加上杨律夫人的顺水人情,最后法庭判决希望之星和龙跃向大年支付120万,并案件受理费和反诉费。但现在龙跃不服,又跑到中院去上诉,我向姚江和杨律师提过,我有朋友在中院工作,也许可备不时之需。杨律师说他先去打听一下,免得贸然跟人家联系,事情弄得复杂了,反倒不好。

 

今天杨律师跑来,说他了解到龙跃的来头不小,此次上诉怕也是有人在背后支持,看来是时候找找我那位朋友“看能不能垫个话,把事儿围了。”

 

我觉得有点为难。所谓的熟人,也就是梁轩的一个老部下,在中院经济厅话事。上次我回去跟梁打听,他已经不高兴。怪我事先不打招呼,没有轻重,在外企时间太长,不晓得这些事的敏感,现在既然已经决心离开姚江的公司,还去为他托这个人情,“围得好不是功劳,围不好就是麻烦,拔起萝卜带起泥,不知道怎么收场。”不用他提,我已自动回忆起上次小学项目给他带来的麻烦,也就嗒然而退了。

 

没想到今天杨律师又折回来想起这一出。我看看姚江,他自始至终不说话,只是一张圆脸发白。我想起这几个月和他的关系经历丁圣梅事件,保罗事件,早已冰冷至谷底,回想他出来创业打杀,一年过去了,也不见起色,只有出的钱,少有进的货,此刻更要面临120万债权变债务的难堪,多年师徒情意,不免替他难受。我答应杨律师再去找朋友聊聊,姚江打破沉默说:“要不你现在就联系一下,出去跑跑。”

 

我步出办公室,打电话约梁出来。

 

清明在即,气温也终于扭扭捏捏地升上来了。此时正午刚过,我坐在户外咖啡座等梁。太阳已经这样的热烈起来,梁来了马上说自己老花眼,情愿背光坐着,他的位子正好在一棵海棠树下,在明亮的光线下,所有的人和物都完美的像一帧照片。而春天毕竟是春天,不像夏天那样肆无忌惮,不免让人觉得,一切顺意都是短暂的。

 

我正要提大年官司的事,电话响了,是不熟悉的号码,本来不想接,但还是按了接听键:“你好?” 对方是一个自称凯文的男声,“你好,是严小姐吗?我们在替一家外资公司找行政经理,不知道严小姐有兴趣吗?”我心想,来了,在无比晦气,所有让人不高兴的事都发生过的冬天之后,好运气终于慢慢地来了,我很高兴地表示愿闻其详。

 

梁的电话也响了,他看我一眼。大家互相作了个手势,都将头转到另一个方向接各自的电话。

 

猎头凯文说,这家公司是做高级自动保安门的,以前一直用代理公司在中国作销售,现在中国建了厂,准备自己设立办事处作销售,总部在上海,已在广州设立一家分公司,主要成员是销售人员,行政部只有两个人,做些支持配合的工作。

 

我放下电话,跟梁简要说了一下,“面试定在明天,见鬼,我还得想办法跟姚江撒个谎。” 梁将薄毛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问:“广州?”我看着他,有点尴尬。

 

梁很不悦,自从决定结婚后,他的耐心比从前不可同日而语。“广州也去?”

 

我支吾道:“就是这点不太理想。”

“不太理想?严玉,是我不明白你,还是你自己也根本没想好呢?我们不是准备结婚了吗?你去广州工作,然后我们每两周或每月,或趁出差团聚一次?”

 

我说:“八字还没有一撇,先去打听打听。”
梁点点头:“那就打听打听。”准备站起走。

我拽住他:“别走啊?”

梁冷淡地说:“其实很多事都是这样,大家误以为说清楚了,但根本没有谈过。比如说我根本不喜欢喝咖啡。”

 

梁甩手走了,我无趣地坐着。回到办公室,姚江、杨律师、伊森都走了。我指挥思思和柳然一起收拾杂物,将搬家前不会再动用的各种文件、展板打了包,忙到很晚。

 

想到跟梁不欢而散,而姚江今天交待的大事也没完成,只好又去找他。梁也在加班。见到我面色稍霁,但仍在生气,我把他白天落在咖啡座的毛衣放在桌上。表示广州那个职位的事我也要再想想。他不置可否。我又将毛衣叠一叠,迟疑地说:“其实我下午找你,也是为了件公事。上次, 上次我跟你提过的那个案子,杨律师今天又来找了, 区法院虽然判我们胜了,但是也因为运用了些关系,担心这次对方上诉会再生枝节,所以还是想问问能找你上次说的那个人出面吗?你,你原来的那个下属?” 梁似乎想了半天才想起来,脸上有种作梦的表情。他不怒反笑,一把将毛衣夺过去套上,“严玉,我,我说你什么好呢?”

 

“我以前怎么就不知道你还是个女强人呢?你看,今天下午你还在说什么我坐在那里,你简直想拍一张照片,洗出来,将来放在钢琴上。我想请问你,钢琴放在哪儿?我们未来的家在哪儿?你准备入住吗?还是打算去广州?或是拿你现在这个下三滥老板公司的烂事来跟我捣浆糊?关于这个官司,我上次怎么说的?”

 

我一言不发,拿起包离开了。清夜,收音机播放着濡湿暧昧的歌曲,一曲唱毕,歌手开始接受演播室的采访,自称是“骄傲而疲惫的母狼”,然后和DJ一起大笑起来。笑完了是第二支畅销单曲。

 

天又下起小雨,我打开车窗,想起中午曾有那样燠热的太阳,竟让人恍如隔世。想起梁白天坐在花树下的样子,想起我说简直能听见海棠花扑的一声开放的声音,他表示消受不起皱眉微笑的样子,想起他刚才不怒反笑的种种指责。在歌手和DJ的喧哗中,两侧的路灯无言伸展,像一只巨大的拉链,在不明的远处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