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日本老牌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辞去地方要职,宣布进军国会,并且与二战甲级战犯平沼骐一郎的养子平沼赳夫联手组建新党,的确给人不祥的预感。不过,“石原新党”的风头仍不及以脱口秀成名的政坛新星桥下彻组建的“日本维新会”。维新会眼下的民意支持度超过了执政的民主党,仅次于安倍晋三挂帅的自民党。
有媒体给桥下贴“小希特勒”标签,这无助于解释他受欢迎的缘由。桥下彻在年轻英俊外表之下,有着改革日本不合时宜地方政治架构的雄心。日本都道府县与下辖市之间分工重复,掣肘了大城市圈应有广域功能的形成。桥下彻在任大阪府知事近4年后,让同僚去竞选知事职,自己转而角逐低一级的大阪市长,以便亲自操刀解体大阪市,最终实现改大阪府为“大阪都”的简政节流目标。应该说,日本选民相中他,主要是因其出众的管理能力,而非其鹰派色彩的涉外辞令。
粗看下,石原、桥下、河村隆之(名古屋市长)等日本地方首长频频就外交问题表态,让人担心他们将在某种程度上合流,一举颠覆民主、自民两大党把持国会的现状;更有评论认为,一旦他们在中央掌权,日本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
这两种担心似应区别来看待。对于前者,随着日本地方势力坐大,不排除有朝一日他们合组中央政府的可能,但由于这类政客的投机性和地域性特征,这种联盟注定不稳,难以扭转国家方向。不妨参考印度的例子:印度在1977年、1989年和1996年大选后三度组建了没有传统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前两次由国大党叛将临时召集政党组合,后一次系地方党派自行组阁),这三届政府平均仅能维系两年时间。而日本在1993年到1996年三任非自民党出身的首相中,仅村山富市在日本战败5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道歉讲话给后任首相们留下了政治遗产。
至于后一种担心,则半是杞人忧天,半是误用概念。军国主义以对外掠夺和扩张为本,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并非一般的独断专行、好斗逞强和历史修正主义可比。穆沙拉夫管制下的巴基斯坦、萨达姆统治时的伊拉克和内贾德任内的伊朗,尽管各自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政体也都为人诟病,但并非军国主义。
经过战后民主化改造,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政体的土壤已被铲除:曾经“激励”陆军皇道派做出“克上”举动的天皇,失去了所有宪法权力;文官执政是超越修宪争议的全民共识,再没有穿军装的首相或大臣,哪怕是在视察军队时;日本自卫队依照国会制定的法律行事,不设最高统帅,也不被视为决策中心,更非年轻人职业首选;与二战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多次对外动武相比,日本仅在朝鲜、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为美军提供了有限的后勤支持;最重要的是,多党制、三权分立、地方自治、基本人权,这些“宪政要件”的组合,钳制了任何野心家的阴谋。
有人会说,没有皇帝的魏玛德国用民主方式选出了希特勒,他随后以奸诈手段摧毁了反对党,削弱了本党反对派,在本党议席未过半时向总统要到了绝对立法权,又趁总统病故自我加冕为元首,做到这一切他只花了一年半时间,可见民主制度的脆弱。话虽不假,但须注意到希特勒上台的几大背景:当时殖民主义仍在欧洲盛行,德国人对一战中因水兵起义而致满盘皆输、殖民地被瓜分心有不甘,对一战后被法国割地、逼债尤其愤怒,而这些情绪被希特勒利用来在国内反犹太、反徳共,鼓吹整军备战复仇;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邦政权与柏林不和,希特勒在啤酒馆暴动失败后,伪称放弃暴力夺权路线,托庇于南方政府,其间扩建冲锋队,新建党卫队,这些在法治国家早就被禁止的私兵,因大资本家镇压苏维埃运动的需要而得到默许;当世界经济危机侵袭德国时,魏玛民主制漏洞百出,流亡荷兰的皇太子游说曾为前帝国元帅的兴登堡总统,在关键时刻帮希特勒当上了总理。
image对照魏玛德国的例子,不难发现日本的民主制度已臻于巩固,尽管当红的安倍晋三、桥下彻被传与黑社会成员有过接触,但黑社会不可能在日本政坛撒野使泼;日本人对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并无根本抵触,对日元升值后的经济停滞更多是怪责本国政府的错误调控,对二战战败更多是检讨本国军队为何发动这场愚蠢的战争。换句话说,拥有正常思辨能力的日本人,不会听信于阴谋家的宣传。
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日本保守政客呼吁修改和平宪法,主张改自卫队为“自卫军”,甚至要求获得“交战权”、拥有核武器,而日本遗族会、青岚会等团体不断撺掇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个别有不光彩家族侵略史的政客还活跃在日本政坛。这些现象值得警惕和防范,但也应注意把日本人旨在摆脱战后美国驻军安排、追求正常国家化的诉求,与军国主义野心区分开来,不把议会制下的政见之争上纲到政体变更的范畴,也不犯以自己的民族主义歧视他人民族主义的逻辑佯谬。
日本中央政权一蹶不振,地方诸侯纷起,政界重组不可避免,这些在世界宪政史上不乏先例。不必拿候选人的只言片语,杯弓蛇影地来吓唬自己,但该做的研判功课,却需要从媒体前移到战略和外交部门,毕竟,日本的确在加速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