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乡,通常会听到这样一些话语:

“他?不跟人家吃一个井里的水!”

“不按路走!”

这些话带有强烈的贬义。如果你仔细观察说这话的人,可能会从他脸上读出惋惜、嘲讽、气愤、甚至恨铁不成钢等等,种种情绪的交织。

被这些话语描绘的人,往往是——刚举行完婚礼却不愿意按照程序在第二天去看望老丈人、并喝一场以他为名义的酒的小伙子,别人都向东走他却想看看西边有什么的后生。总之,是一些正在谋求跳出惯常的生活路径的人。像一头一心要挣脱圈套的野牛,挣扎得厉害。周边一大群围观者,惋惜地叹着气、摇着头,评论着:

“不吃一个井的水!”

“不按路走!”

这话里,可以读出农业社会对经验的依赖:

“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哩!他非要打个别!”

也可以读出封闭社会对不从众的恐惧:

“人家都那样,就你能!你比人家多长个头?!”

可以读出儒家伦理建立的基础。在这里,哈耶克的原子状人是不存在的,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是社会关系。只有在社会关系里,人才能获得存在的证明和意义。

“不按路走,看谁给你来往!看人家说不说你!”(注:说,含义为“议论”)

人们对这些另类者的前景是不看好的。当叛逆者走上另一条小径的时候,他们不会引用鲁迅先生的题目《娜拉走后怎样》,但预言往往是这样:

“作去吧!作头上疙瘩就不作了!”

“非摔个狠的不行!”

而现实往往会按照预言实现。这些反熵分子,会不断碰钉子。牛顿爵士的定律在起作用:他们撞击周边的绳索有多大力,绳索就还以多大力。他们会家徒四壁,会娶不上媳妇,会遭受周围所有人的白眼。他们会对这个环境失望,更加谋求超脱,可总像那个自己拔自己的头发企图拔离地面的力士一样,愿望越大,失望就越强烈。蒋雯丽的电影《立春》描绘地很鲜明:王彩铃、黄四宝,就是这样的人。

我也是这样的人。幸运的是,在我撞击绳索的时候,绳索断了——我有幸考上了大学。永远记得赴京报到的那一天,绿皮车厢里,我看着向后行进的家乡火车站,真想吼一嗓子:

老子就不吃你这个井里的水了!

老子就不走你的路了!

真是一种光明而宏大的小人得志啊。

自此,家乡就只成了一种感情慰藉:并非是你好,我欣赏你,而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你参与构建了我的早年记忆而已。萧萧白杨,为我先祖庐墓;纤纤青草,为我儿时伙伴。这个意义上的家乡,我爱;封闭、琐碎、人情至上,以庸俗为通行证,以粗鄙为审美标准,以扼杀多样性为光荣,以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为生活目标,这个意义上的家乡,凭什么要求人去爱?

小时候,我以为这是观念的问题。近来却知道,城市并非上帝眷顾的乐土,家乡也不是被魔鬼诅咒过的土地。观念上的病,根子却在经济、社会的运行结构和方式上。

家乡所能支配的资源,与都市相比,非常贫瘠。资金、人才,会被上面的各级城市虹吸而去。一个封闭、薄弱的农业社会经济基础,怎么可能建立起多元、丰富、开放的精神乐园呢?在信息高速交互的社会,形态日有其变,经验自然不足恃,祖宗当然不足法;在一个千百年来没有变化的超稳定的乡村,生产生活时还在使用与大禹治水时候相差不远的工具,政治形态处处可见封建残余,它怎么能孕育出新的观念来?

在都市里,你特立独行,成本大为降低,而很可能会带来溢出的收益。消费主义时代的风气,一方面延续工业时代的规模化生产、大批量复制出同质化产品;另一方面,这恰恰孕育出对独特的、跳出同质化、带有多重附加值的产品的渴求。同一个井里喝水养出来的人,太流水线化,不要不要;一个另外的井养出来的人,哎呀,风光不与四时同,真好真好!

这样的社会心理,才会形成对创新的激励。

消费主义的大潮,乡村同样避无可避。产能是一定会提高的。收入会增加的,各种生活方式会自动的潜入进去。假如城乡差距缩小能够切实实现,那这一进程会进一步加速。可以设想,若干年后,再有祖母级的人说起“不按路走”时,她的孙子会怎么回答她?

——歧路之中,又有歧路,何所依也?

——条条大路通罗马,何必依也?

这真是个光明的图景啊。